第1頁 :基本信息

絲綢之路新史

著 者：(美)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

書 號：97* -7-* * 02-* * * 1-* 出 版：北京吉印通 出版公司

開 本：720毫米*10* 0毫米 1/1* 印 張：20.* 插 頁：10

字 數(shù)：290千 頁 數(shù)：* 2* 版 次：201* 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 年9月第1次印刷=

◆編輯推薦◆———————————————————————

絲綢之路是一條傳說中在中古時期橫穿歐亞大陸中心的商路，韓森的《絲綢之路新史》是對這個話題最可讀和最可信賴的歷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獻和優(yōu)秀學術成果的基礎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調(diào)查資料以及對館藏文物的廣泛研究。本書插圖精美，前所未有地生動展現(xiàn)了在中亞綠洲間行走的商人與馱獸，他們運載著商品、思想、藝術、音樂和宗教。

——梅維恒（Victor H. Mair）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及中東研究系教授、敦煌學專家

這本書語言生動易讀，同時內(nèi)容非常豐富前沿。從各方面來說都非常成功。

——魏義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中亞中古社會史教授

人們傳統(tǒng)上對絲綢之路的印象是“筆直而通暢”，韓森顛覆了這個印象，以及絲綢非常重要的觀念。相反，她詳細展現(xiàn)了七個中亞綠洲的生活、歷史與文化，讓我們了解使用中文、俄語、日語及其他語種寫作的學者的研究成果。她完成了一項盛舉。

——吳芳思（Frances Wood）

大英圖書館前中文部主任、國際敦煌項目指導委員會成員

盡管淵博而迷人，本書并非一部絲綢之路的羅曼史。韓森挑戰(zhàn)了人們對這個中亞十字路口的慣常描述。她發(fā)現(xiàn)當?shù)鼐用裰饕幱诰S持生計和以物易物的狀態(tài)，而非從事大規(guī)模的長途商業(yè)貿(mào)易； 她發(fā)現(xiàn)中國軍隊在把絲綢帶到絲綢之路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非商人。盡管她揭露了真相，這片地區(qū)卻顯得更加迷人。她巧妙地將古籍記述以及對絲綢之路的現(xiàn)代勘測結合起來，使那段歷史栩栩如生，尤其是公元1000 年左右伊斯蘭統(tǒng)治這片區(qū)域之前此地多元寬容的宗教氛圍。這是一本讓你讀完就背上行囊出發(fā)的書！

——滕華瑞（Gray Tuttle）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化所教授、現(xiàn)代西藏研究專家

?涵蓋范圍廣，時間空間跨度大，參考多語種最新研究成果，采用百年來考古發(fā)掘材料。

?插圖精美，選圖精當，多為新發(fā)現(xiàn)或罕見圖片。地圖制作精良，帶有地形要素，有助于讀者把握絲綢之路的地理情況。

?全書故事性強，引人入勝。

◆著譯者簡介◆——————————————————————

芮樂偉 ?韓森（Valerie Hansen），耶魯大學歷史教授，著名漢學家。著有《開放的帝國：1* 00 年之前的中國》（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 00，201* ）、《傳統(tǒng)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xié)商：中古契約研究》（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 00 —1* 00，199* ）、《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 ，1990）等漢學專著。

張湛，哈佛大學近東語言與文明系伊朗學方向博士候選人。

◆內(nèi)容簡介◆——————————————————————

在世界歷史上，絲綢之路是一個著名符號。但它實際上是什么樣子的？在人們對它的想象中，一般是這樣一幅朦朧景象：馱著絲綢的駱駝商隊在塵土飛揚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國與羅馬之間絡繹不絕。本書將要為你揭示，現(xiàn)實的情況與此大相徑庭，而且遠遠比這副景象有趣得多。

本書通過大量驚人的考古發(fā)現(xiàn)，徹底改變了人們對這條商路的慣常理解。幾個世紀以來，盡管大量關鍵材料仍然尚未發(fā)掘，但是塔克拉瑪干沙漠已經(jīng)出土了許多迷人的東西。既有官員刻意埋藏保存的文書，也有目不識丁的當?shù)鼐用窭霉俜轿臅龀傻男瑝|和壽衣。作者探討了絲路上從長安到撒馬爾罕的七座綠洲，那里聚集著商人、使節(jié)、朝圣者和旅客，信仰著從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著非常寬容的國際化氛圍。

本書試圖告訴讀者，從來沒有一條單一的連續(xù)的絲綢之路，有的只是東西方之間的一連串市場。中國和羅馬之間幾乎沒有直接的貿(mào)易活動，中國的主要貿(mào)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區(qū)的居民。絲綢并不是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國發(fā)明的紙張對歐洲產(chǎn)生了更大的影響，而金屬、香料和玻璃與絲綢一樣重要。相比之下，這些商路上傳播的思想、技術和藝術圖案具有更大的意義。

總而言之，本書綜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種語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講述了一個有關考古發(fā)現(xiàn)、文化傳播以及中亞與中國之間互動的迷人故事。

◆上架建議◆——————————————————————

歷史、人文社科、大眾讀物

◆讀者定位◆——————————————————————

歷史愛好者及相關專業(yè)學生

◆目錄◆——————————————————————

中文版序言／ 1

致 謝／ *

學術慣例說明／ 7

年 表／ *

序 章 1

第一章 樓 蘭：中亞的十字路口 29

第二章 龜 茲：絲路諸語之門 71

第三章 高 昌：胡漢交融之所 10*

第四章 撒馬爾罕：粟特胡商的故鄉(xiāng) 1* *

第五章 長 安：絲路終點的國際都會 179

第六章 敦煌藏經(jīng)洞：絲路歷史的凝固瞬間 211

第七章 于 闐：佛教、伊斯蘭教的入疆通道 2* 1

結 論 中亞陸路的歷史 29*

絲綢之路主要地名中英古今對照表／ * 0*

譯后記／ * 0*

出版后記／ * 10

第2頁 :書摘正文

中文版序言

200* 年* 月，諸多絲路研究的專家匯聚北京，參加由法國科研中心中國文明研究組、法國東方與西方考古研究組、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法國遠東學院北京中心、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吉印通 主辦的“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氣氛異常熱烈，因為2001年以來在西安發(fā)現(xiàn)的幾座粟特墓葬讓所有人都激動不已。會議結束之后，我們幾位外國學者約十五人要前往西安。接待我們的是西安市考古所（現(xiàn)改名為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院）的孫福喜和楊軍凱兩位考古學家，正是他們主持發(fā)掘了史君墓。由于當時正值學期中，北京的中方教授們都脫不開身，因此我們就自己上路了。

在機場換登機牌時，地服人員問我們誰是帶隊的，我們互相看看迷惑不已：如果拿著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和加拿大護照的一群人在紐約或者巴黎領登機牌，沒人會問這個問題。但在中國，我們這個人數(shù)不多卻成分復雜的小團需要一個帶隊的。我自告奮勇當頭兒，結果得到了我人生中最棒的贊美：之后的三天里，大家都叫我女薩寶。薩寶是粟特語“頭人”的意思。據(jù)我所知，還從沒有過女性頭人，也就是說我是史上第一個女薩寶！

我們在西安過得非常愉快。我們參觀了史君墓（楊軍凱細致入微的考古報告《北周史君墓》在201*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看到了墓中出土的粟特語－漢語雙語墓志（見本書第五章）。我們并不知道墓主人的漢語名，只知道他的粟特名字是Wirkak。在北京的會議上，孫福喜翻譯了墓志的漢文部分，吉田豐翻譯了粟特語部分，而我們現(xiàn)在又有機會見到實物。我們也見到了該墓的圍屏石板。葛樂耐（Frantz Grenet）、黎北嵐（Pénélope Riboud）與楊軍凱討論了其中尚未解明的復雜圖像?？此麄兘粨Q意見真是一種享受：葛樂耐對于伊朗所存的祆教藝術爛熟于心，并以其解說史君墓的石屏。更讓人驚嘆的是，他并非有所準備，所有解說都是即席發(fā)表。當考古學家一塊塊地打開石板的包裹，我們由于刺鼻的粉塵而咳嗽時，葛樂耐已經(jīng)檢視完石板并開始解說了，而我們其他人常常連畫面的基本構成還沒看清呢。討論非常熱烈（有葛樂耐在時總是如此）：他拿不準一個人物是摩尼僧還是道士，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有他自己的看法，其他人也各抒己見。這次旅行之后的幾年間，他們的論爭還在學術刊物上繼續(xù)著。我想我會永遠珍藏目睹這次論爭開端的回憶：在西安考古所倉庫中，葛樂耐和魏義天近距離看到實物，并對他們所見進行闡釋。

其他絲路學者也在場：我的研究生同學和好朋友安吉拉?盛、日本學者荒川正晴和森部豐、在外國學者中對于敦煌文獻和中國農(nóng)業(yè)最為了解的法國學者童丕（éric Trombert）、英國語文學家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

絲路研究引人入勝，因為和古代的絲綢之路一樣，現(xiàn)如今的學術領域格外地國際化。正如同絲路綠洲的統(tǒng)治者們歡迎不同宗教的信仰者來自己的王國定居并供奉各自的神明一樣，現(xiàn)代學者們自由地分享著自己對絲路文物和文書的解讀。在絲路研究的第一個世紀中（1* 9* —199* 年），有一條不成文的分工方式。歐洲和日本的學者大體研究粟特語、吐火羅語、健陀羅語、于闐語等死語言的材料，中國學者則主要研究漢文材料，當然季羨林是個格外引人注目的例外。但是最近幾年中國學生的留學機會越來越多，比如本書譯者張湛目前正師從偉大的于闐語學者施杰我（P. Oktor Skj?rv?）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能由如此專業(yè)的譯者來翻譯我的書，我的確非常幸運。我也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他和其他在歐洲、美國、日本留學的中國博士生們更多的成果。

韓森

于耶魯大學

201* 年2月9日

致 謝

在本書多年的準備過程中，很多人曾為我提供材料，解答疑問，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幫助。在每章結尾我都詳細列出了所得到的幫助，因此，我想在這里特別指出一些人，他們給予我的幫助遠遠超過了學術同行之間的預期。

感謝耶魯大學的格拉諾夫（Phyllis Granoff）和篠原亨一。感謝他們關于亞洲各種宗教傳統(tǒng)的睿智討論，這些討論常常是在他們家中伴著美食進行的。

感謝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葛樂耐（Frantz Grenet）。他傳授給我關于中亞藝術的知識，并讓我使用他個人收藏的圖片，其中有些圖片是由天才的歐里（Fran?ois Ory）拍攝的。

感謝耶魯大學的因斯勒（Stanley Insler）。他最先鼓勵我進入這一領域，并同意和我合開一門關于絲綢之路的課程。他總是樂于在美食天堂（Gourmet Heaven）吃午飯時回答我的問題。

感謝弗吉尼亞美術館的李建。他招募我為代頓博物館（Dayton Museum）的絲路展工作，并向我介紹了何家村遺寶。

感謝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梅維恒（Victor Mair）。他自從三十年前在一門敦煌文書研究生討論課上教過我之后就一直不停地幫助我。

感謝埃米塔什博物館的馬爾沙克（Boris Marshak）。他在200* 年去世前，通過談話和講座慷慨地把關于粟特人的知識教給了我。

感謝華東師范大學的牟發(fā)松。在200* —200* 學年，他接待了我們一家，并向我舉例說明他的導師唐長孺是如何做研究的。

感謝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皮諾（Georges-Jean Pinault）。感謝他在印歐語系諸語言特別是吐火羅語方面所給予的指導。

感謝北京大學的榮新江。他在這個領域造詣之深無人能比。感謝他讓我借閱他個人收藏的圖書和文章。

感謝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的安吉拉?盛（Angela Sheng）。感謝她給予我織物方面的專業(yè)知識以及忠誠的友誼。

感謝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Nicolas Sims-Williams）和大英博物館的厄修拉?辛姆斯-威廉姆斯（Ursula Sims-Williams）。他們二位很耐心地幫我修改了我投給《亞洲學院學報》（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文章的多處錯誤。他們在中亞諸語言特別是于闐語方面給了我諸多指導。

感謝哈佛大學的施杰我（Prods Oktor Skj?rv?）。他這么多年以來常常回答我的問題、來耶魯開講座，并讓我使用他未發(fā)表的譯文。

感謝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他總是慷慨地回答我所有關于粟特和其他中亞相關的問題，從不讓人失望。他總是一天之內(nèi)就回信，常常一個小時之內(nèi)就回信，甚至在我交稿前的幾個星期也是這樣。

感謝人民大學的王炳華。感謝他讓我分享關于新疆考古特別是尼雅、樓蘭的淵博知識。

感謝大英博物館的汪海嵐（Helen Wang）。她有豐富的古錢幣學知識，并幫我仔細審閱了多章書稿。

感謝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吉田豐。他在粟特于闐歷史及語言方面給了我諸多建議。

感謝我的編輯，耶魯大學出版社的菲爾波（Susan Ferber）。從十多年前簽約寫作時起，她就一直支持著我。每一章都在她仔細的編輯之下有所改進。她欣然回答所有問題，這非常少見，也許因為她是我見過工作最努力的人。高級出版編輯奧桑卡（Joellyn Ausanka）監(jiān)督整本書的籌備工作，效率極高，文字編輯薩多克（Ben Sadock）則溫和而又敏銳。

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支持我學習俄語一年，讓我在烏穆爾扎科娃（Asel Umurzakova）的幫助下深入了解穆格山文書。富布賴特學者計劃為我200* —200* 年度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訪學提供了經(jīng)費。蔣經(jīng)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為書中地圖和插圖慷慨解囊。

所有這些年來上過絲路課程的耶魯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們一直督促我更清楚地闡發(fā)自己的觀點。達干（Elizabeth Duggan）讀了序章草稿，并做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評論。2010年春季絲綢之路討論課的學生Mary Augusta Brazelton、Wonhee Cho、Denise Foerster、Ying Jia Tan、Christine Wight、2011年春季討論課的學生Arnaud Bertrand通讀了全書，并給出了很多有價值的修改意見，比如每章以一件文書開頭就是他們的主意。我的研究助手安德魯斯（Mathew Andrews）快速而富有活力地完成了多項任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枯燥的圖片處理工作，他同時還是耶魯法學院的一年級學生。薩斯法伊（Joseph Szaszfai）和耶魯圖片設計小組（Photo ＋ Design unit）的成員把很多有問題的圖片都處理成了可以付印的電子文件。

賓夕法尼亞大學圖書館中文部館員維維耶（Brian Vivier）仔細編輯了全部注釋。王金平（音）以其特有的博學在最后時刻幫我解決了諸多問題。制圖員提德（Alice Thiede）制作了精美的地圖。因為有很多不常見的地名，這項工作特別有挑戰(zhàn)性。耶魯大學研究生院教務副主任席爾邁斯特（Pamela Schirmeister）在交稿前幾天為我的序章做出了尖銳的評語。

我的丈夫吉姆?斯捷潘涅克（Jim Stepanek）以及我們的孩子布萊特（Bret）、克萊爾（Claire）和莉迪亞（Lydia）一直都快樂地支持我寫作教書。毫無疑問，我最好的旅行是有家人陪伴的旅行。截稿前最后一個月，我們?nèi)以谥袊σ愿靶?、制表、修改文字。本書開始寫作前不久才出生的布萊特如今再也不能取笑我每天寫的字數(shù)了，接下來我們要聊些什么呢？

2011年9月* 0日 于北京

第* 頁 :學術慣例說明

學術慣例說明

本書中的梵語、突厥語、伊朗語人名都采用最常見的拼寫，因此有時會前后不統(tǒng)一。同樣，正文中不含附加符號（即便引文原文中有），這些符號只會分散普通讀者的注意力，去掉這些符號也不至于讓專家誤解。注釋中的作者姓名、專有名詞、書名、文章標題中則包含應有的附加符號。

西方人名先名后姓，中國和日本人名則按照習慣先姓后名。有些作者以多種語言發(fā)表，姓、名順序則取決于發(fā)表時所用的語言。

所印材料中有時會出現(xiàn)古代的重量或長度單位。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會先給出原始單位并將其換算為現(xiàn)代單位。但請讀者謹記，近代以前的所有單位都未標準化，現(xiàn)代單位的換算只是約數(shù)。

序 章

前頁所示文書揭示了本書的主題。該文書是一件訴狀，記錄了公元* 70年前后生活在中國的一名胡商的證詞。這名胡商要求法庭協(xié)助他追討別人欠他亡兄的27* 匹絲絹。他對法庭說他的兄弟把絲綢借給其中國合伙人之后，為做生意，趕著兩頭駱駝、四頭牛和一頭驢進入沙漠后失蹤，現(xiàn)在被認定已經(jīng)遇難。法庭裁決如下，該胡商作為其兄的繼承人有權追討這批絲綢。我們不清楚這個判決最后有沒有實施。

從這起案件可以看出整個絲路貿(mào)易的許多特點。首先，實際的貿(mào)易額相當小。在本案中，只用了七頭牲口就馱了胡商的全部貨物，其中兩頭是駱駝，另外五頭包括四頭牛和一頭驢，都是非常重要的馱獸。胡商的出現(xiàn)也值得注意，因為中國的貿(mào)易伙伴并非羅馬，而是處于伊朗世界東緣的撒馬爾罕。此外，絲路貿(mào)易的繁盛得益于大量中國軍隊的存在。案件發(fā)生在七世紀，當時中央政府的投入對當?shù)亟?jīng)濟是一個強有力的刺激。

更有意義的是，我們之所以能獲得這件訴狀是因為它寫在廢棄的政府公文上，這些公文作為廢紙被賣，最后被工匠做成了給死人穿的紙衣。 約1* 00年之后，中國的考古學家挖開了吐魯番附近的一座古墓，把散在冥衣不同部位的這件文書拼合了起來。他們拼出了整件文書，各方證詞都出現(xiàn)了。

最近幾十年來考古學家拼合了上千件類似的文書，包括契約、訴訟、收據(jù)、貨單、藥方，以及一件讓人痛心的人口買賣合同：一名女奴在一千多年前的某個吉印通 的日子以120枚銀幣的價格被出售。這些文書用漢語、梵語*，以及其他死語言寫成。

很多文書能保存下來是因為紙在當時價值很高，不會被隨便扔掉。工匠常常把廢紙做成紙鞋、紙人等物件作為陪葬品伴隨逝者去陰間。因為被廢棄的文書被用來做各種各樣的陪葬品，需要像玩拼圖游戲一樣再把它拼回原樣。比如之前提到的那個胡商的證詞就被剪下縫起來做成了死人衣服，剪剩下的一部分還留在剪裁室的地上。技術高超的歷史學家會通過殘片的形狀和針孔的位置把整件文書復原出來。

這些文書能讓我們了解做生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什么商品、商隊的大概規(guī)模以及貿(mào)易對當?shù)氐挠绊?。它們還能揭示絲綢之路在更大意義上的影響。很多人由于家鄉(xiāng)飽受戰(zhàn)爭之苦遷入和平地區(qū)，并帶入了新的信仰和技術。

絲綢之路上的聚落大多以農(nóng)業(yè)而不是商業(yè)維生，也就是說大多數(shù)人是種地的而不是做生意的。人們在出生地附近生活繁衍。貿(mào)易大多發(fā)生在當?shù)?，而且多為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貨幣交易。跟現(xiàn)在一樣，每個聚落都有獨特的身份。只有當戰(zhàn)爭和政治動蕩迫使人們離開家園的時候，這些聚落才會吸納大量難民。

遷入者帶來了他們自己的宗教和語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國擁有廣泛的信眾，無疑影響最大。但是摩尼教、祆教和來自敘利亞的景教也都有信徒。生活在絲綢之路上的人們對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間的傳播、傳譯和變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伊斯蘭教傳入這個地區(qū)以前，不同族群的人們對于彼此的信仰都異常包容。個別統(tǒng)治者可能會特別鐘意某一種宗教并鼓勵臣民改宗入教，但仍然允許其他人保持自己的信仰。

粟特人是絲路文化的一大貢獻者。他們生活在撒馬爾罕這座偉大城市的附近，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nèi)。中國和粟特的貿(mào)易在公元* 00年到* 00年之間達到高峰。在出土文獻中出現(xiàn)的絕大多數(shù)商人要么來自撒馬爾罕，要么其祖上來自撒馬爾罕。他們操粟特語（一種伊朗語族的語言），遵奉查拉圖斯特拉（約公元前1000年，希臘語譯音作瑣羅亞斯德）的教誨，認為講真話是最大的美德。由于新疆特殊的氣候條件有利于文書的保存，在中國發(fā)現(xiàn)的有關粟特人及其信仰的材料比在粟特本土的還多。

與其他主要關注藝術的絲綢之路專著不同，本書以文書為核心。因為文書能告訴我們貨品是如何來到他們所在的地方，以及是誰把它們帶來的。文書還能向我們展示絲綢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種民族、語言和文化。

并非所有公元200年到1000年間出土的絲路文書（本書的核心）都寫在紙上。有些文書是寫在木頭、絲帛、皮革或者其他材料上的。它們不僅出自古墓，有的還來自廢棄的驛站、佛堂、民宅。干燥的沙漠腹地是保存文書的最佳環(huán)境，同時藝術品、衣物、宗教文獻、鈣化了的食物以及尸體也保存了下來。（見彩圖1）

這些文書先被遺棄，爾后被偶然發(fā)現(xiàn)。其獨特性在于它們出自社會各階層之手，而不僅僅來自受過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權者。這些文書并非有意識的歷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傳到后世。文書的作者不會想到有后人會來讀這些東西。這些文書常常能為我們展示一個非常鮮活的過去，具有私人性、確鑿性、軼聞性、隨機性。沒有什么比從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價值，因為這些信息從來沒被篡改過。

我們從這些文書中所了解到的顛覆了人們通常對絲路的看法，絲“路”并非一條“路”，而是一個穿越了廣大沙漠山川的、不斷變化且沒有標識的道路網(wǎng)絡。事實上，在這些艱苦的商路上往來的貨物量很小。但是絲路確確實實改變了東方和西方的文化。本書將利用近兩百年來所發(fā)現(xiàn)的文書，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令人吃驚的新發(fā)現(xiàn)，試圖解釋這條小小的“非路”是如何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具變革力的超級高速公路的。這條路不僅傳播了貨物，還傳播了思想、技術、圖案。

“絲”比“路”更容易引人誤解，因為絲綢只是絲路貨物中的一種而已。礦物、香料、金屬、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和紙都很常見。有些貨單顯示，用來助焊以及鞣革的硇砂*是某些商路上的最重要的貨物。

另一種常見的商品是公元前二世紀發(fā)明的紙。相對于用來做衣服的絲綢，紙對人類歷史的貢獻要大得多。1在八世紀，紙通過陸路從中國進入了伊斯蘭世界，然后又從穆斯林治下的西西里和西班牙進入了歐洲。阿爾卑斯山以北的人在十四世紀晚期才獨立造出了紙。2

“絲綢之路”這個名詞是個晚近的發(fā)明。生活在這些商路上的人們并不使用這個詞。他們把這條路稱做撒馬爾罕道（或者以另一個主要都市命名），有時稱之為（沿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道”或者“北道”。* 到了1* 77年，費迪南?馮?李?；舴夷芯簦˙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才造出“絲綢之路”這個詞。此人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學家。他于1* * * 年至1* 72年間在中國工作，調(diào)查煤礦和港口，并繪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圖集，在其中第一次使用了“絲綢之路”這個名詞。

在他的地圖（見彩圖2和* ）上，中國與羅馬時代的歐洲之間的道路被描繪成一條筆直的大道。李?；舴易x過翻譯過來的中文史料。他是第一位把中國史書的信息繪入地圖的歐洲地理學者。橙線表示來自古典地理學者托勒密和馬里努斯（Marinus）的信息，藍線則來自中國史書。* 在很多方面，他的絲綢之路都像是一條橫貫歐亞的鐵路線。實際上，李?；舴以?jīng)被委任設計一條從德國的勢力范圍山東起始，貫通西安附近的煤礦，一直通向德國本土的鐵路線。*

絲綢之路這個名詞逐漸被人們接受。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19* * 年出版了一本講述他在中亞探險的書，此書19* * 年被譯成英文發(fā)表，題目就是《絲綢之路》。19* * 年，《泰晤士報》的“爐邊家庭問答：常識測驗”欄目曾經(jīng)刊載這樣的問題：“絲綢之路從哪到哪？”答案是：“從中國邊境到歐洲的諸多道路?！?這個名詞作為對橫跨歐亞大陸的陸路商貿(mào)和文化交流的指稱已經(jīng)基本固定下來了。

絲綢之路這個詞甫一出現(xiàn)就被看做是一條商旅往來不斷的筆直大道，但實際上從來就不是這樣。一百多年來的考古發(fā)掘從來沒有發(fā)現(xiàn)過一條有明確標識的、橫跨歐亞的鋪就好的路。跟羅馬的阿庇亞大道*完全不同，絲綢之路是一系列變動不居的小路和無標識的足跡。因為并沒有明顯可見的路，旅人幾乎總是需要向?qū)бI，路上如果遇到障礙就會改變路線。

這些蜿蜒的小路在綠洲城市中交會，而這些綠洲城鎮(zhèn)正是本書將要深入探索的。當我們今天飛臨這一地區(qū)的時候，只要找到高山就可以找到灌溉古代絲路城市的河流的主要源頭。因為文書主要在這些城鎮(zhèn)出土，本書將圍繞七處古代絲路的遺跡展開，其中六處在中國西北，一處在今撒馬爾罕城東。每處遺跡專辟一章來進行討論。

這些城鎮(zhèn)是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半獨立的城市國家。其統(tǒng)治者，無論是獨立的還是在中國治下的，都監(jiān)管貿(mào)易并購買貨物和服務。貿(mào)易一穿過無人管理的地區(qū)進入這些綠洲就會被高度管控起來。

當漢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和唐朝（* 1* —907年）在中亞駐軍時更是如此。中央政府為了給士兵提供糧餉被服而大量投入。在唐朝，當中央政府鑄造不出與其開銷等價的銅錢時，絲綢便有了另一種重要的功能。當時政府承認三種通貨：銅錢、谷物和絲綢。因為貨幣短缺經(jīng)常發(fā)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爛，很多交易是用成匹的絲綢完成的。（見彩圖* A）很多西北地區(qū)的軍餉是絲綢，因此絲綢在西域廣泛流通。當士兵在當?shù)厥袌鲑徫飼r，貿(mào)易便興盛起來。但當國內(nèi)叛亂威脅到皇帝使他不得不把軍隊召回勤王時，貿(mào)易便急劇衰落。

即便是有中國駐軍的時期， 也沒有任何文獻記載羅馬帝國時代中國與羅馬有所往來。與一般的看法相反，羅馬人從未用金幣直接購買過中國絲綢。中國境內(nèi)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羅馬金幣是拜占庭的蘇勒德斯金幣（Solidus），同時發(fā)現(xiàn)的還有許多仿制品。（見彩圖* a）這些金幣來自六世紀的墓葬，此時距君士坦丁大帝（* 0* —* * 7年在位）遷都君士坦丁堡*已經(jīng)很久了。

從地理上講，絲路地區(qū)的地形復雜得令人吃驚，這些地方大多很艱險。從西安向西，先要穿過河西走廊。這是一條1000公里的大致東西走向的路，南面是祁連山，北面是戈壁沙漠。到達甘肅省的敦煌之后有沿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北兩道可選，兩道匯于喀什。**

經(jīng)過敦煌，就來到了新疆，即“新的疆土”，這是清朝在1* 世紀征服這一地區(qū)時使用的地名。這一地區(qū)以前被稱為西域，即“西方的地域”，向西覆蓋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部分，向東包括甘肅省和陜西省***。1今天的新疆包括了絲綢之路在中國西部的絕大部分。

今天在這里可以看到當代新疆壯闊的景色，并且理解為什么絲綢之路不止一條而是多條。敢于最先穿越這一地區(qū)的人們學會了如何在冬天不熱時穿過沙漠，在夏天雪少時越過山口。更重要的是，他們學會了沿著沙漠的邊緣走，在途中飲水、休息、了解下一段旅程。在每處綠洲，為了下一步計劃可能要停留數(shù)天、數(shù)十天甚至更久。

通常，這種旅行漫長而艱辛。199* 年，英國軍官、探險家查爾斯?布萊克摩爾（Charles Blackmore）帶領一只探險隊徒步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從樓蘭到喀什東南的麥蓋提，他的駝隊走了* 9天，行程1* 00多公里，平均一天走21公里多。在沙丘起伏的沙漠地區(qū)行走非常艱難，有時一天走不到1* 公里。在平坦的戈壁灘上趕路時，他們一天最多能走2* 公里。1這些數(shù)字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很多世紀以前的行路人所經(jīng)歷的困苦。

一旦走出沙漠，就會面對塔克拉瑪干南面和西面高聳的群山。地球上最大的幾條山脈，喜馬拉雅山、天山、喀喇吉印通 山、吉印通 山、興都庫什山匯集于此，形成了常年冰雪覆蓋的帕米爾高原（古稱蔥嶺）。走過這一段就可以一路向西下到撒馬爾罕或者向南進入印度。

第* 頁 :序章（1）

很少有人從撒馬爾罕穿越整個中亞到達長安。這一段路長達* * 00公里。最著名（雖然不是最可靠的）的絲路旅行者是馬可?波羅（12* * —1* 2* 年）。他號稱曾經(jīng)由陸路從歐洲一直走到中國，又經(jīng)海路返回。絕大多數(shù)人只是走其中一段路，從自己家鄉(xiāng)到下一個綠洲為止，大概* 00公里。由于貨物只是在小范圍內(nèi)貿(mào)易而且多次轉手，絲路貿(mào)易大多只是涓涓細流。有上百頭牲畜的長途商隊在史料中很少被提及，一般只有國家間互派使團時才會出現(xiàn)。

今天，撒馬爾罕和敦煌之間的地區(qū)吸引了很多游客，他們來參觀各處有名的遺跡，包括和田附近沙漠深處的熱瓦克佛寺、吐魯番的古城，以及敦煌和庫車的石窟。當?shù)氐牟┪镳^中展示著古墓中發(fā)現(xiàn)的工藝品，比如金銀器和織物，其設計融匯中西，生動精致。在有些地方，沙漠的干燥氣候保存了一些特別生活化的東西，讓人吃驚，比如絲路居民一千多年前做的北印度式烤馕和中國餃子曾同時出現(xiàn)在墓中。

19世紀末以前，沒人知道新疆的沙漠之下保存了如此之多的古代文書和文物。1* 90年，英國上尉漢密爾頓?鮑爾（Hamilton Bower）來到塔克拉瑪干北緣的綠洲庫車調(diào)查一起謀殺案。他在當?shù)刭I了一份寫在* 1張樺樹皮上的古代手稿，并向孟加拉皇家亞洲學會匯報了他的發(fā)現(xiàn)。幾年之后，學者發(fā)現(xiàn)這是一份公元五世紀的醫(yī)療文書，這比當時已知的最古的梵文文書還要早近千年。1在亞洲的歐洲外交人員機敏地意識到這一發(fā)現(xiàn)的重要性，并開始收購各種手稿寄回歐洲，以便受過訓練的學者解讀*。

1* 9* 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揭開了新疆科學考察的大幕。* 月，他從葉爾羌河畔的麥蓋提進入塔克拉瑪干沙漠，試圖尋找和田河的源頭。1* 天之后，他發(fā)現(xiàn)自己帶的水已經(jīng)不夠他和四個隨從喝了。但是他并沒有返回，因為他不想承認探險失敗。當飲水逐漸耗盡，他開始絕望地尋找水源。他的隨從和駱駝一個接一個地倒下，精疲力竭的赫定強迫自己沿著干涸的河床爬行，在斷水的第六天終于找到了一條小溪。他喝夠了之后，用靴子盛水救回了一名同伴。

在他走出沙漠的路上，赫定遇上了一個四人商隊，從他們那里買了三匹馬、“三副馱鞍、一副騎鞍、馬嚼子、一袋玉米、一袋面粉、茶、罐子、碗和一雙靴子”。1這份貨單說明，即便在二十世紀初，塔克拉瑪干流通的貨物還跟早前一樣都是當?shù)禺a(chǎn)的必需品而不是外國進口貨。走出沙漠之后，赫定得知牧羊人救起了他的另一名同伴，另外兩人則死在了沙漠里。

同年12月，逃過一劫的赫定再次進入塔克拉瑪干。這次他帶足了水。他從塔克拉瑪干南緣的主要綠洲和田進入沙漠，發(fā)現(xiàn)了丹丹烏里克遺址，看到被沙丘掩埋的木頭柱子和墻壁殘骸中有幾座佛教雕塑。赫定沒有進行發(fā)掘，他之后解釋道：“我沒有做徹底發(fā)掘的裝備，再說我也不是考古學家。”2 歐洲的報紙大幅報道赫定在塔克拉瑪干的探險，這在當時跟今天的太空探險一樣危險而迷人。

其中一條新聞報道在1* 97年底被波蘭一位煤礦經(jīng)理寄給了自己的弟弟奧雷爾?斯坦因（Aurel Stein），此人當時正在英屬印度的拉合爾（今巴基斯坦）做教育官員。* 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1* * * 年在圖賓根獲得梵文研究的博士學位，之后在拉合爾跟隨博學的印度學者潘迪特?哥文德?考勒（Pandit Govind Kaul）繼續(xù)鉆研這門語言。在整個十九世紀，梵文都是一個非常熱門的領域。很多人都想學習這門與拉丁語、古希臘語相近又比二者古老的印歐語系語言。斯坦因在德國學習期間就了解到獲得最古老最完整手稿的重要性。

斯坦因立刻意識到赫定的發(fā)現(xiàn)對于古代手稿研究的意義。他向英國考古部門申請了去和田考察的經(jīng)費。對遺址系統(tǒng)的探查，他解釋道，可以提供比迄今為止的探寶多得多的信息。他同時暗示，現(xiàn)在收集古物的國際競爭已經(jīng)展開了，赫定肯定會回到這一地區(qū)，俄國人也在考慮進行考察。英屬印度政府批準了他的申請。

本書討論的遺址中許多都是斯坦因首先發(fā)現(xiàn)并定位的。他同時還發(fā)現(xiàn)了許多極為重要的文書和文物。在1900年和19* 1年間，他一共四次來到新疆考察，隨后出版了篇幅巨大的隨筆和正式報告。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他的發(fā)掘并不完美。他雇傭工人挖掘，對任何發(fā)現(xiàn)都給予額外獎勵，這種在當時很普遍的做法常會造成發(fā)掘過于倉促。其他在新疆發(fā)現(xiàn)過文書的人，包括法國的伯希和、德國的阿爾伯特?馮?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很少能做出斯坦因那樣細致的考古報告，這些人去過的遺址、發(fā)表的材料更是遠遠不及斯坦因多。

斯坦因的描述對于重建每處遺址的原始狀態(tài)至關重要。他對于文書埋藏環(huán)境的解釋也很重要。之后的每位學者即便有自己的解釋也都以斯坦因的說法作為出發(fā)點。斯坦因及其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探險家的記述特別有價值，因為這些探險家，除極個別外，都是以同樣的交通方式沿著與古代相同的路在旅行。他們的記述填補了古代旅行者沒有提到的很多細節(jié)，讓我們可以想見在古代商路上旅行的種種。

這些探險家，以及很多后來者，揭露了黃沙掩埋的歷史遺跡。首先，他們發(fā)現(xiàn)的考古證據(jù)表明，長途陸路貿(mào)易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了。早在公元前1200年，生活在新疆的人們就已經(jīng)把貨物送到了中原地區(qū)。當時，商王朝（約公元前1* 00—前10* * 年）統(tǒng)治著黃河下游谷地，使用著現(xiàn)存最早的漢字。在商王妃子婦好的豪華墓葬中，發(fā)現(xiàn)了一千件以上的玉器，有些是用和田特有的羊脂玉做成的。在中亞，特別是同時期的哈密五堡遺址發(fā)現(xiàn)了大量貝殼，證明該地區(qū)與沿海地區(qū)存在貿(mào)易。這里所說的沿海有可能是東方的中國或南方的印度，亦或是西方的地中海。1

第二，探險家們發(fā)現(xiàn)，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曾經(jīng)在這一地區(qū)生活。舉例來說，新疆和甘肅有一些遺址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 00年之后，干燥的沙漠氣候保存了大約* 00具干尸2，其中很多男性身高超過一米八，比他們同時代的中國人要高出不少，這些尸體同時還有許多非漢人而更像是高加索人種的體貌特征，比如淺色的毛發(fā)和皮膚。學者們從他們的外貌推測，很多行經(jīng)塔克拉瑪干沙漠并定居在其周圍綠洲的人的祖先是印歐語的使用者。語言學家們相信這些人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間從他們的老家，很可能是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移居至古代的印度和伊朗。* 有些尸體穿著羊毛織物，這些織物的圖案跟公元前兩千紀愛爾蘭的織物很像，這增加了這些人是印歐人后代的可能。* 有些學者推測這些人操吐火羅語，一種我們在第二章會詳細討論的印歐語。然而由于這些墓葬均未出土文字資料，我們無從知曉這些人說什么語言。*

此外還有與北方民族貿(mào)易的發(fā)現(xiàn)。西伯利亞的帕茲里克（Pazyryk）遺址年代為公元前五世紀。該遺址的墓葬中出土了中國的銅鏡和絲綢。* 有一件絲織物上繡有鳳凰，這很可能是中國的母題（或者是一個源自中國的母題），這表明該遺址與中國文化有聯(lián)系。在吐魯番，有一件同樣來自公元前五世紀的類似織物，在褪色了的黃絲綢背景下繡了一只漂亮的鳳凰。1這些發(fā)現(xiàn)表明，陸路貿(mào)易在公元前好幾個世紀就已經(jīng)存在了，但是沒有文書告訴我們是誰、為了什么帶來了這些貨物。

最早的關于絲路貿(mào)易的描述與張騫（約公元前1* * —前11* 年）有關。他是公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 0—前* 7年在位）從長安派往中亞的中國使節(jié)。漢武帝希望張騫能說服生活在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地區(qū)的月氏人跟漢朝結盟以抗擊他們共同的北方敵人，即以今天蒙古為中心的匈奴?，F(xiàn)存最早的關于張騫的史料寫于其出使1* 0年之后，很多基本的事實，比如確切的路線，在史料中都付之闕如。

很明顯，張騫是經(jīng)由匈奴的地盤進入月氏的。張騫被匈奴囚禁了十年后終于逃脫，并繼續(xù)前往月氏。他在公元前12* 年左右回國，并向皇帝做了匯報。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得到關于中亞各民族的詳細信息。2張騫特別驚訝地發(fā)現(xiàn)中國商人和貨物已經(jīng)先他一步到達了中亞。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張騫在市場上看到了來自千里之外的邛竹杖和蜀布。這些中國貨物必定是經(jīng)陸路到達的。

張騫回國以后，漢朝逐漸向西北擴張。在公元前二世紀末就已經(jīng)控制了河西走廊和敦煌。中國軍隊每征服一個新的地區(qū)就修建烽燧，這些烽燧之間有固定的距離。每當戰(zhàn)事發(fā)生，烽燧的守軍就會燃起狼煙向臨近的烽燧報警，這樣一直傳到最近的可以發(fā)兵的軍營。烽燧之外，漢朝軍隊還在新征服地區(qū)建立軍營。在居延（內(nèi)蒙古額濟納旗，甘肅省金塔縣東北90公里）和疏勒（甘肅省酒泉和敦煌附近）出土了很多竹簡，其中有軍隊向當?shù)厝速徺I衣物和谷物的記載。1

出土了最大量絲路早期文獻的懸泉就是這樣一個軍營。懸泉坐落在敦煌以東* * 公里。2 * 0米見方的夯土墻環(huán)繞著整個遺址。遺址南邊有個馬廄。為公務而來的官員可以在軍營換馬。軍營同時還有郵政的功能。遺址的北部和西部是垃圾堆，西邊的垃圾坑最深處可達1.2米。從這里出土了2* * 0件文物，其中包括錢幣、農(nóng)具、武器、鐵制的牛車零件、梳子、筷子等日常用具，以及谷物、大蒜、核桃、杏仁、動物骨骼等食物殘跡。*

懸泉還出土了* * 000多件廢棄的文書，2* 000多件有漢字的木簡，12000多件裁好大小尚未寫字的竹簡。大約2000根簡有紀年，在公元前111年到公元107年之間，這正是軍營有人駐扎的時期。

因為紙張才剛剛在中亞傳播，所以大量的文書都寫在木簡或者竹簡上。中國于公元前二世紀發(fā)明了紙。最初紙是用來包裝而不是書寫的。正史里曾有記錄，有個殺人犯在公元前12年用紙包的毒藥自盡了。* 在懸泉出土了一些年代最早的紙張殘片，年代為公元前一世紀。這些紙片上寫有藥名，這證實了紙張最早的用途是包裝。

直到四個世紀以后的公元二世紀，紙張才作為書寫材料在中國廣泛傳播。更久以后紙張才在絲路上代替木簡竹簡成為最常用的書寫材料。因為紙一直很貴，所以人們還在皮革和樹皮上寫字。在懸泉發(fā)現(xiàn)的文書大多是成捆的木簡。

懸泉出土的文書中有很多是駐扎在懸泉驛的官員與附近驛站的日常通信，比如皇帝新詔書的通知、緝拿逃犯的通告、私人信件等。懸泉的書吏把木材分為幾類，高級的柏木用來書寫皇帝詔書，易彎的楊木和柳木則用來書寫日常文書和通信。

第* 頁 :序章（2）

因為懸泉是從內(nèi)地到敦煌路上的最后一站，幾乎所有使節(jié)在出入漢朝時都要經(jīng)過這里。漢代的地理材料列出了* 0多個中亞國家。盡管漢語史料常常稱呼這些統(tǒng)治者為王，他們的疆域一般不過是一個綠洲，臣民少則幾百多不過幾千。這些綠洲更像是小城邦而不是王國。1

這些國家無論大小都派使節(jié)前往中國首都朝貢。他們承認皇帝的權威，并從中國得到回禮。最被看重的貢品是來自中亞草原的駿馬。因為這些馬可以自由地在草原上覓食，它們總是比在馬廄吃飼料的矮小的中國馬更強壯。中國人最珍視的是來自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的天馬。早在漢朝便已經(jīng)無法區(qū)分官方貿(mào)易和私人貿(mào)易了。所謂官方貿(mào)易是指一位使臣帶來禮物（經(jīng)常是馬或駱駝等牲畜）并為他的宗主得到回禮。私人貿(mào)易則是指該使臣可能是自己獻上同樣的牲畜并把回禮歸為己有。

中亞王國的進貢使團大小不一。有時使節(jié)團有一千多人：比如于闐王曾率領過一個171* 人的使團。1公元前* 2年從粟特地區(qū)來的一個使團則更為典型。該使團有兩名使臣、十名貴族和人數(shù)不明的隨從。他們帶著9匹馬、* 1頭驢、2* 頭駱駝和1頭牛。2

這些使團都按照固定路線行進并持有通行證，上面按順序列出允許他們訪問的城鎮(zhèn)。漢朝法律基于之前的先例要求所有經(jīng)過水陸關隘的人員都必須持有通行證。這種通行證被稱為“過所”（字面意思是“經(jīng)過一個地方”）。*

有幾件懸泉文書列出了從敦煌到首都的每一站。敦煌是中國境內(nèi)的第一站。公元前一世紀的首都是長安，公元一世紀的首都是洛陽。使團不能偏離這些路線。每一站都有官員清點使團人畜以保證其路線與過所上登記的完全一致。官員可以修改過所也可以簽發(fā)新過所。他們在使團經(jīng)過懸泉前往中國時查驗一遍，一般六個月之后使團回程經(jīng)過懸泉時再查驗一遍。對每一位客人，無論中外，懸泉的廚子對其消耗的食材都有詳細的記錄。他們還按官品和行路方向（東或西）來區(qū)分來客。*

懸泉漢簡驚人地詳細。最長的一份記錄記載了公元前* 9年的一次糾紛。四名粟特使節(jié)向中國官員申訴，說他們賣的駱駝價錢太低了。他們堅稱中國官員支付的是又瘦又黃的駱駝價，可他們交付的是更貴的又白又肥的駱駝。這些粟特使節(jié)不僅對于市場價格了如指掌，當?shù)玫降膬r格低于預期時他們對申訴系統(tǒng)有著足夠的信心。作為持有有效證件的使節(jié)，這些粟特人覺得自己在每一站都能得到免費食宿，可到頭來他們不得不自掏腰包付飯錢。公元前* 9年敦煌官員為這起糾紛下了定論：粟特人已經(jīng)得到了合理的報償。如此不近人情地對待這些使節(jié)可能是因為漢朝官員一直對粟特人懷恨在心，因為他們和漢朝長久以來的敵人匈奴合作，因此故意少付錢以報復粟特人。1

懸泉文書展現(xiàn)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其中包括中國西境上的綠洲，在今天的喀什附近，還有的在現(xiàn)代中國的版圖以外，在今天烏茲別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內(nèi)。這些中亞綠洲的統(tǒng)治者有規(guī)律地與漢朝皇帝互派使節(jié)，而這些不同地方的使節(jié)都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首都。

在向漢朝皇帝進貢的眾多外國使團當中，只有一個可能來自羅馬。據(jù)正史記載，有一位大秦統(tǒng)治者的使節(jié)在公元1* * 年由海路抵達。對于中國人來說，大秦在世界的最西端，具有很多烏托邦的特征。僅在少數(shù)一些例子中這個詞才特指羅馬。大秦的特使獻上了象牙和犀牛角，這些都是東南亞的特產(chǎn)。很多人懷疑這名使節(jié)是個冒牌貨，他只是宣稱自己來自一個非常遙遠，沒什么人知道的地方以獲得貿(mào)易許可。大秦使者這唯一的一次出現(xiàn)非常有趣，但并非是確鑿無疑的。2

正如懸泉漢簡以及其他材料所揭示的那樣，漢朝出于純粹的戰(zhàn)略考慮才開始與塔克拉瑪干沿線各地展開規(guī)律的貿(mào)易，目的是開辟一條通往中亞的新路以繞開一直以來的敵人匈奴。官方使節(jié)也許偶爾做做生意，但這一直只是其公差之外的副業(yè)。他們的行為從來就不是自發(fā)的，而是沿著精心策劃并記錄的路線展開的。懸泉漢簡盡管記載了很多中國與中亞綠洲之間貿(mào)易的細節(jié)，但其中從未提及貴霜王國（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以西的任何地方，更不要說羅馬本身了。

遺憾的是，歐洲方面從未出土過像懸泉漢簡一樣有這么多詳盡細節(jié)的文書，因此對歐洲貿(mào)易的分析必須依賴于傳世的希臘拉丁文獻。《厄立特里亞海航行記》（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就是內(nèi)容最豐富的此類史料之一。該書于公元一世紀由一位住在埃及的佚名商人以希臘語寫成。1在書中，作者描述了非洲東部、阿拉伯半島以及印度的各個港口，最后以一段對于已知世界之外的土地的描述作結：

在目前的最北端，大海在其外緣的某處完結。在這［恒河河口港口以東海域上的一座島嶼］之外，有一座巨大的內(nèi)陸城市名叫Thina，經(jīng)由陸路從那里運來絲線、紗和布……而且經(jīng)恒河……去Thina并不容易，很少有人從那來，只有少數(shù)幾個人。2

Thina？這拼寫倒說得過去，因為古希臘語中沒有發(fā)ch的字母，字母θ的發(fā)音近似于ts。作者盡了最大努力記錄他從印度商人那里聽到的不熟悉的名字。在梵語中，中國的發(fā)音是“支那”（cina，源自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梵語詞是英語China的來源。之后的幾個世紀中，托勒密（約100—170年）等羅馬地理學家更多地了解了中亞，但學者們?nèi)栽谠噲D把他們的記述與該地區(qū)的實際地理調(diào)和起來。* 在關于中國人的信息中，《厄立特里亞海航行記》的作者只對于核心一點非常肯定：他們用蠶繭產(chǎn)生絲，用生絲紡絲線，用絲線織綢子。

中國人確實是世界上第一個制造出絲綢的民族。如果浙江河姆渡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一件刻有蠶形圖案的象牙雕刻能被看做絲綢生產(chǎn)的證據(jù)的話，則絲綢的歷史可以被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按杭州絲綢博物館的說法，最早的絲綢年代為公元前* * * 0年，來自中原省份河南。1外國專家對于這個過早的定年持懷疑態(tài)度，他們認為最早的絲綢年代為公元前2* * 0到2* * 0年，即長江下游良渚文化（公元前* * 10—前22* 0年）的時代。2

公元一世紀時，即《厄立特里亞海航行記》成書的年代，羅馬人并不知道絲綢是如何制作的。老普林尼（公元2* —79年）記載公元一世紀時絲綢已經(jīng)來到羅馬，但他并不清楚絲綢的生產(chǎn)方法。他以為絲綢是用“葉子上粘著的白色絨毛”制成的，記載說塞利斯人把這些毛梳下來制成了線（他的描述更像是在講棉花）。但在另一段中他又寫到了蠶。* 現(xiàn)代譯者常常把塞利斯翻譯成中國，但是對于羅馬人來說，那實際上是位于世界最北端的未知國度。

在普林尼的時代，中國并非唯一的絲綢生產(chǎn)者。早在公元前2* 00年，古印度人就開始從野生絲蛾（wild silk moth）制絲，這是與中國人馴化的桑蠶不同的一個品種。與中國不同，印度人用的是蠶蛾破繭而出之后剩下的繭殼。* 與之相似，古代愛琴海東部的科斯島出產(chǎn)一種科斯絲，也是用野生蛾的繭殼制成。中國人很早就知道要煮沸蠶繭把蠶蟲扼殺在繭中，這樣繭就不會被破壞，制出的絲線才能長而不斷。即便如此，有時也很難分辨中國絲和野生絲?？赡芷樟帜崦枋龅氖怯《冉z或者科斯絲，而不是中國絲。1

因為中國絲和科斯絲非常相近，專家必須找到中國特有的圖案才能斷定一塊絲綢的來源。但因為所有圖案都可以被模仿，所以最可靠的吉印通 的證據(jù)是漢字，只有中國人才會把漢字織進布里。敘利亞帕爾米拉出土的公元一至三世紀的織物可以說是最早到達西亞的中國絲綢。2中國皇帝不斷派使節(jié)賞賜織物給西域統(tǒng)治者，這些統(tǒng)治者可能又把這些織物向更西方的地區(qū)傳遞。

絕大多數(shù)歐洲發(fā)現(xiàn)的漂亮絲綢，盡管標為“中國的”，但實際上織造于拜占庭帝國（* 7* —1* * * 年）。有位學者檢查了七到十三世紀的一千件樣品，發(fā)現(xiàn)只有一件來自中國。*

絲綢讓普林尼非常不滿，他不明白羅馬人為什么要進口這種大量暴露女性身體的織物：“花了這么多人力，從那么遠的地方運來，就為了讓羅馬婦女在公共場合炫耀透明的衣衫?！? 他也攻擊其他的進口貨，比如乳香、琥珀、玳瑁等等。因為照他看來，消費這些商品削弱了羅馬。*

如果中國與羅馬之間的貿(mào)易真如普林尼所說的那樣繁盛，或許可以在中國境內(nèi)發(fā)現(xiàn)羅馬錢幣。但中國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歐洲錢幣來自拜占庭而非羅馬，年代為* * 0到* * 0年間。1與傳言相反，中國境內(nèi)從未出土過羅馬錢幣，這與常有羅馬商人出沒的南印度海岸形成鮮明對比，那里出土了成千上萬枚羅馬金幣銀幣。2歷史學家有時講，某一時期兩地之間流通的貴金屬貨幣可能是因為后來被熔化重鑄了才沒有保存至今。但是在中國發(fā)現(xiàn)了很多晚于羅馬時代的外國錢幣，有力地反駁了這一觀點。中國出土了很多伊朗薩珊王朝（22* —* * 1年）打造的銀幣，最多時可達幾百枚。（見彩圖* b）

總之，考古和文獻資料都顯示古羅馬與漢代中國之間的接觸少得令人吃驚。盡管老普林對于絲綢貿(mào)易的批判非常自信，但我們并沒有公元一世紀羅馬進出口貿(mào)易的可靠數(shù)據(jù)。* 如果羅馬人用羅馬錢幣買過中國絲綢，那中國絲綢的殘跡應該曾在羅馬出現(xiàn)。從公元二、三世紀起，一些貨物開始在羅馬與中國之間流通，這正是帕爾米拉絲綢的時代，也是羅馬人最終確定塞利斯準確位置的時候。

中國藝術史的材料也證實了羅馬與中國之間時斷時續(xù)的接觸在公元二三世紀時加速了。在漢代，中國藝術中只有很少幾個例子顯示出外來影響。但到了唐代，中國藝術已經(jīng)融合了比漢代多得多的波斯、印度甚至希臘羅馬的元素。* 唐代是中國對中亞影響的高峰階段，也是絲路貿(mào)易的鼎盛時期。

本書從公元二三世紀講起，這是目前可見中國與西方第一次發(fā)生接觸的年代，一直講到十一世紀初為止，即敦煌和于闐出土文獻的年代下限。本書按照時間順序推進，每章研究一個不同的有文獻出土的絲路遺址。尼雅、庫車、吐魯番、敦煌、和田在中國西北。撒馬爾罕在烏茲別克斯坦，附近的穆格山遺址則跨越了邊境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內(nèi)。第七處是唐朝首都長安，在今天中國中部陜西省境內(nèi)。

第一章從尼雅和樓蘭兩處遺址講起，這里都出土了大量文獻，記載了當?shù)厝?、中國人以及一群從今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健陀羅地區(qū)遷來的移民之間第一次長久的文化接觸。這些移民引入了自己的文字，帶來了用木制文書保存書面記錄的技術。他們同時還是第一批進入西域的佛教徒。雖說佛教戒律規(guī)定僧尼都要獨身，但尼雅的很多佛教徒并不是像人們想象的那樣住在寺廟中，而是結婚生子與家人一起生活。

第二章的主題是龜茲（今庫車）。這里是中國最著名的佛經(jīng)譯師之一鳩摩羅什（* * * —* 1* 年）的家鄉(xiāng)，是他首次把佛經(jīng)譯成了易懂的漢語。鳩摩羅什從小講龜茲的當?shù)卣Z言長大，孩童時期學習梵語，在被抓到中國做俘虜?shù)氖吣觊g學會了漢語。龜茲語文書的發(fā)現(xiàn)還引發(fā)了一次長達一個世紀的激烈爭論。在爭論中，語言學家們試圖解釋為什么西域某個民族所操語言與這一地區(qū)的其他語言差別如此之大。

在絲路往來的高峰時期，粟特人是中國最重要的外來族群。很多粟特人定居于絲路北道的吐魯番，從事各種職業(yè)，包括農(nóng)民、客棧老板、獸醫(yī)、商人等。1而吐魯番正是第三章討論的中心。* * 0年，唐朝軍隊攻滅高昌國，所有高昌人都被納入唐朝的直接統(tǒng)治之下。吐魯番極度干燥的環(huán)境保存了一大批反映絲路日常生活的文書。

第四章主要講粟特人的老家，即位于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nèi)的撒馬爾罕及其周邊地區(qū)。雖然中國有著不歡迎外人的名聲，但在公元后的第一個千年中，特別是撒馬爾罕陷入穆斯林軍隊之手的712年之后，大量外國人涌入了中國。

第五章所討論的唐朝首都長安（即今西安）的外國人墓葬可以說是近年來最激動人心的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從伊朗世界來的粟特移民帶來了自己的祆教信仰。祆教徒在火壇邊朝拜并向神獻牲，死后由親人為其料理后事：尸體要曝露給動物，等尸骨上的肉被吃凈后再下葬，因為肉被認為會污染大地。盡管大多數(shù)粟特人信奉祆教，不過在六世紀末七世紀初，生活在長安的幾名粟特人卻選擇了漢式葬儀。這些墓葬中所描繪的祆教陰世比伊朗世界中留下的任何藝術品都要詳盡。

第六章講敦煌藏經(jīng)洞。這里的約四萬件文書是世界上最令人驚嘆的寶藏之一，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金剛經(jīng)》。雖然藏經(jīng)洞是一座寺院的儲藏室，但洞中所藏遠不止佛教材料，因為在佛經(jīng)的背后寫著很多其他類型的文書。敦煌洞窟的壁畫是中國境內(nèi)的佛教遺址中保存最好規(guī)模最大的。這些壁畫由當?shù)亟y(tǒng)治者出資請人繪制而成，見證了統(tǒng)治者以及當?shù)厝说尿?。盡管敦煌人創(chuàng)造出了這些杰作，但他們不使用錢幣，而是用谷物或者布匹付賬。八世紀中葉唐朝軍隊撤走之后，整個西域都是這樣。

敦煌的統(tǒng)治者與和田綠洲保持著密切的關系，而后者則是第七章關注的焦點。和田位于絲路南道尼雅以西，幾乎所有現(xiàn)存文書都以于闐語寫成，這是一種有大量梵語借詞的伊朗語。于闐語文獻發(fā)現(xiàn)于敦煌以及和田周邊一些地方。奇怪的是，在和田綠洲本身并未發(fā)現(xiàn)任何這類早期文書。這些文書包括語言學習的輔助材料，它們展示了于闐人是如何學習大多數(shù)寺院中使用的梵語以及在西域廣泛通行的漢語的。于闐在100* 年被征服，是今天新疆最先皈依伊斯蘭教的城市之一。游客們可以很容易看出，今天的新疆依然由穆斯林占主體。本章的最后概述了伊斯蘭教到來之后該地區(qū)的歷史和貿(mào)易狀況。

綜上所述，本書的目的是描繪每個綠洲，簡述貿(mào)易的性質(zhì)，最終講出一個有血有肉的絲路故事，一個常常被寫在“廢紙”上的故事。

第* 頁 :第六章 敦煌藏經(jīng)洞（1）

第六章 敦煌藏經(jīng)洞

絲路歷史的凝固瞬間

如果只能參觀一個絲路遺址，去敦煌。那里的自然景色非常壯觀。深綠的楊柳環(huán)繞著郁郁蔥蔥的綠洲。石崖上開鑿著大約五百座石窟，里面有美不勝收的佛教壁畫。壁畫融合了印度、伊朗、中國以及中亞等地的元素。有四萬余件文書的藏經(jīng)洞（圖見下一頁）是絲路上保存文書和文物最多的地方。1其中發(fā)現(xiàn)了佛教、摩尼教、祆教、猶太教、景教等各種宗教的文獻，展現(xiàn)出這一地區(qū)曾經(jīng)是多么國際化。在公元一千紀，敦煌是重要的邊塞城市、佛教朝圣中心以及貿(mào)易中間站。公元1000年之后敦煌逐漸衰落，成了窮鄉(xiāng)僻壤。當1907年斯坦因把這里定為自己第二次中亞探險的目的地時，到過這里的歐洲人非常少。斯坦因在這里的發(fā)現(xiàn)為他贏得了英國的騎士頭銜以及在中國持久的罵名。

斯坦因在第二次探險中依據(jù)先前的經(jīng)驗率隊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發(fā)掘文書和文物并將其負責任地盡快發(fā)表。從他在和田、尼雅的第一次中亞探險以來的六年中，英國與其他國家的競爭變得愈發(fā)激烈，俄國、德國、日本和法國都派出了探險隊來新疆攫取文物。2斯坦因申請了撥款得以離職兩年。他的目標是重走克什米爾到和田的路，然后穿過沙漠一路直抵甘肅省西端的敦煌，直線距離1* 2* 公里，全程長1* 2* 公里。

1902年，在德國漢堡召開的東方學家大會上，匈牙利地質(zhì)學家洛克濟（Lajos Lóczy）做了關于敦煌的報告，這是斯坦因首次聽說敦煌。洛克濟是1* 79年首次訪問敦煌的歐洲人之一。那時只有兩名僧人長年住在這個幾近廢棄的地方。盡管洛克濟的專業(yè)是土壤和巖石研究，但他還是看出了洞窟中佛教壁畫的重要性。1中國學者一般忽視壁畫而更重視卷軸畫。敦煌最早的壁畫年代為公元五世紀，大大早于現(xiàn)存的所有絹畫。

第二次探險隊的成員跟第一次的一樣，包括照顧駱駝馬匹的人、會拍照的測量員、仆人，以及廚子。加入隊伍的還有一名能在沙漠中穿行幾百公里而不迷路的信使。他的任務是去臨近的城鎮(zhèn)取送斯坦因的郵件以及英屬印度政府以銀錠的形式下發(fā)的撥款。

斯坦因的維吾爾語（斯坦因所謂的突厥語）口語能力在新疆工作時很有用，在甘肅卻派不上用場，這里漢語才是主流。公元前111年，敦煌首次進入中國版圖。漢朝在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之后在敦煌建起了戍堡（懸泉置隸屬于敦煌）。中國對這一地區(qū)的控制時斷時續(xù)。* * 9年，隋朝再次統(tǒng)一中國，之后敦煌便一直處于中國治下。1敦煌是整個地區(qū)的學問中心，當?shù)厝嗽趯W校學習漢字并用漢字書寫。2在英國駐喀什領事的推薦下，斯坦因雇了一名名叫蔣孝琬的中國師爺做秘書。此人不懂維語，因此最初交流有些困難。斯坦因從未學過漢字，但是兩人一起旅行幾個星期之后，斯坦因的漢語已經(jīng)足夠表達自己的意思了。

1907年春天，斯坦因在向敦煌進發(fā)的路上聽到了一則傳言，說敦煌洞窟里的東西遠不止壁畫。這則傳言是從一個躲債的穆斯林商人口中首次聽到的，此人給他講了王圓箓的發(fā)現(xiàn)。王圓箓原先是當兵的，1* 99或1900年從清軍退出之后來到了敦煌。與許多老兵一樣，他遇到一位云游的道士并皈依了道教，因此斯坦因稱他為“王道士”。識字不多的王道士來到敦煌之后不久，有一天偶然敲了一處窟壁且聽出里面是空的，這樣便發(fā)現(xiàn)了墻后隱藏的藏經(jīng)洞（17窟）。* 拆掉窟壁之后，王道士給本地以及本省官員送去了幾幅字畫，其中至少有一位官員，即古文字學者葉昌熾意識到了其重要性。但因為拳亂之后官府實在拿不出錢來，因此決定不取走這些文書，而是命令王道士將文書留在原處保管。

當斯坦因和他的秘書蔣孝琬于1907年* 月第一次來到敦煌時，王道士出門“跟助手一起化緣去了”。他們借此機會在崖邊的洞窟邊轉了轉。這些洞窟完全露天且無人看守。斯坦因注意到一條十世紀史料的描述非常準確：

古寺僧舍絕多。亦有洪鐘。其谷南北兩頭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畫吐蕃贊普部從。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鐫鑿高大沙窟。塑畫佛像。每窟動計費稅百萬。前設樓閣數(shù)層。有大像堂殿。其像長一百六十尺。其小龕無數(shù)。悉有虛檻通。連巡禮游覽之景。1 *

斯坦因注意到，盡管窟前的遮檐大多已經(jīng)坍塌，很多塑像和壁畫依然完好。2

根據(jù)石窟中的一通石碑，一位僧人于* * * 年造訪此處并開鑿了第一座洞窟。敦煌研究院將千佛洞的* 92座石窟中年代最早的定在北涼時期（* 22—* * 9年），最晚的定在十三四世紀。* 最早的石窟與尼雅和龜茲的石窟類似，里面有單獨的佛像或是佛陀前世的圖景。* 00年之后建成的石窟中則是佛經(jīng)故事中的場景。石窟鑿在極為脆軟的砂礫巖上，六七世紀時就坍塌了幾座。近年來持續(xù)的客流進一步損毀了石窟，敦煌研究院建了復制窟以期減少客流及其對壁畫的損毀。只有幾座石窟對普通游客開放。如果要參觀最著名的幾座石窟，則要支付每人幾百美元的高額票價。

1907年，斯坦因和蔣孝琬完成了對遺址的初步探查之后遇到了一位年輕的藏族僧人。蔣孝琬與之單獨會面，僧人給他看了一件寫有漢字的手稿。蔣孝琬看到“菩薩”一詞多次出現(xiàn)，但由于缺乏閱讀佛教材料的經(jīng)驗，他并不能看懂文書的內(nèi)容。斯坦因想要酬謝為他們展示手稿的僧人，但是蔣孝琬卻“建議謹慎行事。過分慷慨的禮物會讓人懷疑其動機不純”。斯坦因和蔣孝琬商量出一個價碼，然后付了“一塊碎銀子，相當于大約三盧比或者四先令”。 斯坦因在關于這次發(fā)現(xiàn)的第一本書《沙埋契丹廢墟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中講到，“我和蔣師爺密談了很久，商量怎樣才能接觸到這些發(fā)現(xiàn)，如果遇到宗教勢力的阻撓，要怎樣才能化解”。

斯坦因和蔣孝琬都明白這項任務的敏感性，因此他們不敢聲張。與其他斯坦因發(fā)掘過的遺址不同，敦煌是一處“有宗教活動進行”的地方，斯坦因不知道他將會面臨什么樣的困難。“當?shù)匦扌兄藭粫绱撕眯摹以诤跷镔|(zhì)利益——以至于可以無視圣物被拿走？若果真如此，我們能否指望他們的精神影響可以減輕那些為朝圣地捐款且更為迷信的普通人的顧慮？”甚至在見王道士之前，斯坦因就已經(jīng)決定把活動限制在拍照和畫圖之內(nèi)，因為當?shù)匦磐娇隙〞磳λ麄兡米呷魏畏鹣窈捅诋嫷摹?/p>

由于王道士不在，斯坦因決定去調(diào)查從敦煌向西延伸出去的一排烽燧并在那發(fā)現(xiàn)了粟特古信札。當他于1907年* 月1* 日回到千佛洞時，他目睹了一次“足有一萬人”參加的年度宗教節(jié)日。斯坦因保持著距離，由蔣孝琬說服王道士與斯坦因見面。王道士出于焦慮，砌起了一堵墻封住了藏經(jīng)洞的唯一出口。當二人終于見面時，斯坦因記下了他對王道士的第一印象：“他看上去是個十足的怪人，極為羞怯緊張，偶爾還露出狡猾的神情，這可完全讓人振奮不起來。我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此人不好打交道?！?/p>

斯坦因在敘述自己在敦煌的經(jīng)歷時總是不斷地提到他和他維也納大學的導師比勒（Georg Bühler）在印度收集梵文手稿時的困難。比勒一直想研究一份文獻，在歐洲遍尋不得才來印度收集手稿。1* 7* 年，他終于看到了那件自己為之來到印度的手稿，可手稿主人之后又將其收了起來。比勒直到去世也沒能再看到這份手稿一眼。斯坦因在印度最大的學術勝利之一就是在1* 年之后買下了這份手稿。1

斯坦因明白敦煌藏經(jīng)洞提出的挑戰(zhàn)與在沙漠迷路或者在尼雅挖掘廢棄遺址非常不同。他必須運用他在印度獲得的能力，把手稿從其保管者手中拿下。與王道士初次見面之后，斯坦因有了“打一場持久戰(zhàn)、攻堅戰(zhàn)”的準備。

在蔣孝琬的建議下，斯坦因明確決定不與王道士討論學術和考古，改為喚起他對求法僧玄奘——斯坦因的“中國主保圣人”——的記憶。斯坦因講道，他用自己不流暢的中文告訴王道士自己對玄奘的虔敬：“我沿著玄奘的腳步從印度跨越重山沙漠而來，我找尋到很多玄奘去過且描述過的佛寺的遺址”等等。斯坦因一直偽裝成玄奘的信徒，他在* 月1* 日離開之前甚至捐錢要做一尊新的玄奘“泥塑”。蔣孝琬和斯坦因告訴王道士藏經(jīng)洞里的文書應該屬于一座印度的“佛學寺廟”，他們讓王道士誤以為斯坦因和很多世紀以前的玄奘一樣，是來為一座遠方寺廟取經(jīng)的。

初次見面之后，斯坦因讓蔣孝琬與王道士單獨談判。當天夜里，在黑暗的掩護下，王道士拿給蔣孝琬一卷文書，這恰好是一部玄奘翻譯的佛教作品。蔣孝琬立刻把這一好兆頭告訴了王道士，王道士便把臨時封住藏經(jīng)洞的墻拆了。

之后談判進行得更順利了。三人都同意此事需要絕對保密。據(jù)斯坦因講，王道士規(guī)定：“交易內(nèi)容除了我們?nèi)酥獠辉S任何人知道，只要我［斯坦因］還在中國境內(nèi)，就必須對這些‘發(fā)現(xiàn)’的來源完全保密?！痹诮酉聛淼娜齻€星期里，王道士把一卷卷的文書交給蔣孝琬，再由蔣孝琬和斯坦因從中挑出最重要的。臨近尾聲時，王道士突然驚慌失措又把所有東西搬回了洞里，蔣孝琬又一次介入挽回了局面。蔣孝琬和斯坦因挑揀好之后，斯坦因命令自己最信任的兩個人把這些文書縫進袋子里，這樣就沒人知道袋子里裝的是什么了。

在這個過程中的每一步，斯坦因都講到談價錢的事。他和蔣孝琬定下一個目標之后就由蔣直接跟王道士談。斯坦因在這里遵循了一個當時普遍的做法。全亞洲的外國人常常指派他們的手下或者仆人為自己買日常用品及其他東西。蔣孝琬和王道士最終就價格達成了一致，七箱手稿、五張繪畫以及其他東西共計1* 0英鎊。斯坦因在給好友阿倫的信中高興地寫道：“這個價錢也就能買到一片梵文貝葉外加幾件‘古物’?！?

斯坦因于1907年夏天離開之后，王道士繼續(xù)出售藏經(jīng)洞文書，并用所得對洞窟群進行修復。蔣孝琬同年秋天回到敦煌，又買了2* 0捆文書并將其寄給斯坦因。斯坦因所得文書共約一萬一千件。190* 年，天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買了七千件文書并將其運回巴黎。2 1910年，中國政府下令將余下的一萬件漢文文書（不包括藏文文書）運回北京。王道士扣下了一些，運往北京的途中又遺失了一些。* 1912年俄國人奧登堡買走了大概一萬件，191* 年斯坦因最后一次回到敦煌又買了* 00卷。*

1929年，斯坦因在哈佛的一個系列講座上自豪地向聽眾講述了他在敦煌的經(jīng)歷。當斯坦因于191* 年回到敦煌時，王道士熱情地歡迎他，并向他展示一份賬目，上面詳細記載了自己是如何用那些錢翻修洞窟的?！翱紤]到官方對于他［王道士］所珍視的這些文書的處理方式，他非常后悔自己當時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接受我通過蔣師爺［蔣孝琬］提出的建議將經(jīng)卷全部賣出?！? 斯坦因覺得，因為自己付給王道士的錢比其他人都多（中國政府沒付錢），他當時應該能買下全部經(jīng)卷并將其運出中國。即便1929年時很多歐洲和中國學者都認為中國文物應留在中國，斯坦因依然不覺得把文書和文物從中國運走有什么不對。

第7頁 :第六章 敦煌藏經(jīng)洞（2）

在思考敦煌文書的流散問題時，我們應該盡量避免用現(xiàn)代的標準來評判斯坦因。今天，很多人都支持將埃爾金大理石*歸還給希臘。但是必須考慮到斯坦因和其他探險家都活動于“一戰(zhàn)”以前、帝國主義盛行的時期。歐洲列強和日本都派出探險隊進入新疆挖掘，當時沒什么人對此提出質(zhì)疑。少數(shù)幾個提出質(zhì)疑的人包括德國人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和俄國學者奧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他們都對勒柯克及其他人從遺址中剝除壁畫的行為提出過批評。1

當時的外國人有正當?shù)睦碛烧J為藏經(jīng)洞文書離開敦煌會更安全。敦煌石窟在陜甘回民起義期間（1* * 2—1* 7* 年）曾遭到破壞，而斯坦因非常清楚地知道當?shù)厝耸嵌嗝丛陝硬话病? 1907年* 月，斯坦因走后僅僅一個月，當?shù)鼐鸵蚬葍r而爆發(fā)了騷亂。

中國人對于斯坦因行為的看法在逐漸軟化?！拔幕蟾锩逼陂g，他是大盜，直截了當。甚至八十年代中期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也是如此。當時我們的教授說如果他是一件敦煌文書，他寧愿被帶到巴黎或者倫敦去，因為那里的保存條件比北京要好得多。有位中國同學聽了這話立刻火冒三丈。199* 年，《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的中文全譯本出版，其中包括斯坦因在敦煌與王道士交涉的詳細記述。杰出的中國考古學家孟凡人為該書作序?！段饔蚩脊艌D記》一書包含當時頂尖學者對斯坦因所獲材料的翻譯，“代表了20世紀20年代以前在這一領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不過斯坦因的“劫掠行徑”“應受到嚴正譴責”。*

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使得藏于外國的敦煌文書越來越容易為中國學者所利用：70年代末，微縮膠卷首先發(fā)行。隨后敦煌文書的多卷影印本于90年代陸續(xù)出版，其中的寫本照片清晰可讀。現(xiàn)在寫本照片正不斷被上傳到倫敦的國際敦煌項目的網(wǎng)站上。1

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是中國唐史研究界的領軍人物，他于200* 年在中國頂尖的歷史學刊物《歷史研究》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對比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做法。斯坦因沒有告訴中國學者他的發(fā)現(xiàn)，而伯希和則把自己買走并運回巴黎的文書的照片給了他的中國同行。榮教授提請讀者注意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盡管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學者呼吁要保護敦煌文書，但沒人離開過自己舒適的家，沒人效仿斯坦因和伯希和親身造訪敦煌。其結果就是敦煌文書被大量拿走。2

但是即便按照當時的標準，斯坦因的做法還是帶有欺騙性質(zhì)。他號稱自己是玄奘的信徒。他購買文書和絹畫時非常清楚自己所付的錢遠低于市場價。他為了保密采取極端方式，一切都在夜間進行，而且只告訴極少數(shù)人自己的所作所為。人們不禁奇怪斯坦因之后為何如此大大方方地講述自己當時是如何偷偷摸摸的。

雖然斯坦因在討論敦煌時沒有特別提到佩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但他在其他地方常常承認自己受到了此人的影響。* 佩特里是英國在埃及考古發(fā)掘的領軍人物，他在1902年斯坦因第一次探險歸來之后會見了斯坦因。在《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的前言中，斯坦因稱佩特里為“有著無人可及的經(jīng)驗的考古探險者”。* 190* 年，佩特里的《考古學的方法與目的》（Methods Aims in Archaeology）一書出版，該書提供對發(fā)掘每一階段的逐步指導，包括后勤準備、現(xiàn)場挖掘、發(fā)表結果。佩特里曾在埃及發(fā)掘，他教給考古學家如何在落后國家開展工作，如何花少量的錢讓工人上交他們發(fā)現(xiàn)的小件物品而不是自己去賣掉：“出錢才能保證［對文物］最好的照顧?！迸逄乩镞€建議讀者以兩個版本發(fā)表結果，一個服務于“學生和普通民眾”圖版較少價格低廉的簡裝版，以及一個“服務于圖書館、藏書家和富有的業(yè)余愛好者的華麗的精裝版”。斯坦因嚴格遵照他的建議，他的書甚至連版式和字體都和佩特里的書一樣。1

佩特里在“考古學的道德問題”一章中有預見性地指出，考古學家一旦在遺址完成挖掘，就不會給后世在此留下任何東西?？脊艑W家可以把發(fā)現(xiàn)物置于博物館中，但這些東西總會朽壞，出版物最終會成為唯一記錄?！皺嗬麘撘阅芊裨诂F(xiàn)在及未來得到最多知識來評判。”佩特里批評政府總是制定法規(guī)不許外國考古學家挖掘卻允許“無知的老農(nóng)”肆意“挖掘破壞”。斯坦因在《古代和田》的序言中引用佩特里的告誡，考察者必須“細心工作、詳細記錄、完整發(fā)表”。2斯坦因?qū)τ谧约涸谥袊@政府法規(guī)的空子、與王道士的交涉等通通直言不諱，完美地體現(xiàn)了佩特里手冊中的務實精神。斯坦因與他的導師一樣，以“在現(xiàn)在及未來得到最多知識”為目的，對于把文書文物運出中國沒有任何顧慮。

按照佩特里的指導，斯坦因試圖盡可能重構17窟的本來面貌。藏經(jīng)洞中的材料按層排列的方式顯示這不是偶然保存下來的一堆文書和繪畫。這些材料顯然是某人或者某個團體特意放置在洞中的。但這又是為什么呢？洞中有許多紙片，這讓斯坦因認為該洞是一個廢紙貯藏室。

榮教授仔細地將斯坦因的記述與中文史料以及伯希和的記述進行比對。盡管斯坦因沒有機會仔細考察藏經(jīng)洞，但他的記載依然是對藏經(jīng)洞最詳細的描述。藏經(jīng)洞被王道士為斯坦因打開，第二年又為伯希和打開，其原貌已經(jīng)被無可挽回地破壞殆盡了。榮教授挑戰(zhàn)之前的“廢棄說”，對藏經(jīng)洞文書的存放提出了一種不同的解釋。*

斯坦因使用的藏經(jīng)洞（library cave）一詞容易讓人產(chǎn)生誤解。藏經(jīng)洞不是一座單獨的洞窟。它是一個小儲藏室，面積不到* 米見方，高不超過2.7米。藏經(jīng)洞原本是看不到的。王道士敲了1* 窟的窟壁，發(fā)現(xiàn)窟壁后面是空的，把墻拆掉才找到了這個儲藏室。

藏經(jīng)洞本來是洪辯和尚的紀念窟，此人權力很大，曾在* * 1年被唐朝皇帝冊封為都僧統(tǒng)。* * 2年他去世以后，其弟子把與他相關的物品置于此窟，并來窟中祭拜。1十世紀初的某個時候，僧人們開始把此窟用做文書儲藏室。1王道士在1900年前后清理該窟時把塑像移走了。后來敦煌研究院又把塑像放回原來的位置，今天依然可見。

藏經(jīng)洞中的很多文書都標著所屬寺院。十世紀的敦煌是個佛教中心，約有1* 座寺廟，三界寺是其中較小的一座。2因為三界寺的名字在藏經(jīng)洞文獻中最常出現(xiàn)，藏經(jīng)洞有可能隸屬于該寺。

有關藏經(jīng)洞目的的一個重要線索來自一篇佛經(jīng)序文，出自僧人道真（活躍于9* * —9* 7年）之手。他解釋了自己為何要為寺院收集材料：“乃見當寺藏內(nèi)經(jīng)論部帙不全，遂乃稽顙虔誠，誓發(fā)弘愿，謹于諸家函藏，尋訪古壞經(jīng)文，收入寺中，修補頭尾，流傳于世?！? 9* 7年之后道真去世，其他僧人繼續(xù)為三界寺收集文書。

敦煌的寺院都有想得到的文書的清單，這說明他們在藏經(jīng)洞關閉之前不久仍在收集文書和繪畫。 洞中最早的文書是一件佛教作品，年代為* 0* 年，最晚的年代為1002年。* 藏經(jīng)洞中的文書遠遠不止佛教作品。*

因為紙張在敦煌比較昂貴，寺院學校的學生在頁邊空白處或者廢棄佛經(jīng)的反面練字。寺院學校教學生讀寫，學生中有些后來成了僧人，有些沒有。1這些學生跟今天學中文的學生一樣，反復抄寫單個漢字，然后逐漸進階到更復雜的課文。敦煌文書中有很多錯誤，因為并非所有學生都水平很高。老師經(jīng)常劃掉學生寫的錯字，在旁邊插入正確的。學生為了學寫字會抄寫各種材料，其中當然有佛教作品，也有契約、文學小品（比如水和茶的對話），以及被稱做“變文”的長篇敘事作品。2

藏經(jīng)洞中最有名的文書是《金剛經(jīng)》，該經(jīng)不是手抄本而是木版印刷的印本。中國人在八世紀初發(fā)明了這種印刷術。把一張有字的紙面朝下貼在一塊軟木板上，在木板上刻出字來，再用就可以用這塊木板印刷。敦煌的《金剛經(jīng)》由七張木板印刷的紙頁連綴而成（圖片見29* 頁）。

其中的發(fā)愿文中說明這是一位佛教徒以父母的名義為利益眾生而出資制作的。這樣的行為會為他的父母和他自己積德?！督饎偨?jīng)》上所標年代為* * * 年（四月十五日*）。藏經(jīng)洞中還有早于* * * 年的木版印書的片段，包括一件* * * 年的歷日。但是《金剛經(jīng)》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印刷品。* 學者們發(fā)現(xiàn)敦煌并不是四川那樣的印刷中心。藏經(jīng)洞文書中的絕大多數(shù)是手抄本。

敦煌管理文書的僧人用一種復雜的方法給佛經(jīng)編目。他們參考長安大型寺院圖書館的目錄。這種目錄把所有佛教文書分為布道文、律、史等類別。* 啟蒙讀物《千字文》中有一千個漢字，這相當于一個漢字的字母表。僧人用這些字給佛教作品編號，再把卷帙分組，斯坦因稱這些組為“常規(guī)經(jīng)帙”。

共有一千零五十個經(jīng)帙，每帙有約十二卷漢文文書。此外，還有* 0包十一種藏語貝葉裝文書。藏語于7* * 年被引入敦煌。1那一年，吐蕃人幫助唐朝平定了一場叛亂，但是唐朝沒有履行承諾賞賜吐蕃人，吐蕃人便征服了敦煌*。經(jīng)帙外面原本都有封皮，但因為首先看到經(jīng)帙的人——王道士、蔣孝婉、斯坦因、伯希和——都沒意識到其重要性，只有很少被保存了下來。

除了常規(guī)的漢語藏語材料以外，藏經(jīng)洞中還有一種被斯坦因稱做“雜”帙或“混合”帙的經(jīng)帙。1其中有貝葉裝或卷軸裝的梵語、于闐語、藏語、回鶻語和粟特語佛教文書。有些是完整的佛經(jīng)抄本，其他則是片段。僧人們也把繪畫（幾乎都是佛教神像）、繪畫碎片、破損的經(jīng)卷以及單張的紙放在洞中。另外，他們還儲存用于修復佛經(jīng)的各種邊角料。若是大一點的寺院圖書館，人家興許早把這些東西扔掉了。但三界寺的收藏很小，這讓管理員們更加謹慎。因為這些東西說不定哪天就會派上用場，所以所有有字的東西都應該留著。正因如此，藏經(jīng)洞中保存的材料非常多樣化。和吐魯番用廢紙做的鞋樣不同，藏經(jīng)洞文書之間并非毫不相關，所有文書都跟佛教有這樣那樣的聯(lián)系，要么文書背面抄有佛經(jīng)，要么文書出自寺院學校學生之手。

第* 頁 :第六章 敦煌藏經(jīng)洞（* ）

藏經(jīng)洞文書的語言包括梵語、粟特語、藏語、回鶻語、于闐語，這非常好地體現(xiàn)了斯坦因的標簽：“多語種圖書館”。2有時，僅僅一張紙便揭示了一個宗教團體或者一位獨自旅行者的存在。我們除了那張紙之外對其一無所知。藏經(jīng)洞中有一張紙，上書1* 行希伯來語禱文，每行的打頭字母按希伯來字母表順序排列，之后是《圣經(jīng)?詩篇》中的一段。（見彩圖12）這件文書被多次折疊，也許曾被當做護身符縫進小袋子里掛在脖子上。* 也許一個猶太人曾行至敦煌，也有可能有人買下了這件護身符（字母的形狀顯示它出自巴比倫）并把它帶到了敦煌。無獨有偶，藏經(jīng)洞中的兩張紙顯示敦煌有一群講粟特語的祆教徒。一張紙上寫著祆教古經(jīng)《阿維斯塔》中的詩句，另外一張上畫著兩尊面對面的祆教女神。1

伊朗的祆教是三夷教之一。三夷教是中國學者使用的術語，用來指稱兩種伊朗宗教祆教和摩尼教以及源自敘利亞的東方基督教。這三者都起源于中國境外，分別進入中國，* * * 年頒布禁教令之后就消亡了*。藏經(jīng)洞文書管理者的兼容并蓄，使它成為了包含絲路上各種宗教原始材料的最翔實的資料庫。

藏經(jīng)洞中的宗教文獻顯示，敦煌人對不同信仰的包容令人驚嘆。保存這些文書的僧人不一定知道文書所用語言，很可能也讀不懂這些文書，但他們還是愿意把這些文書保存好。這體現(xiàn)了絲綢之路國際化的特色。這個地區(qū)雖然只有三萬人，但不同語言文字和信仰都得到了尊重。2

與吐魯番文書以及西安的景教碑一樣，藏經(jīng)洞的材料特別重要，因為這些材料提供了普通信徒的視角。與之相對，高級神職人員或者中國官府的視角則常常左右歷史上對宗教的記載。敦煌的各種宗教文獻雖然內(nèi)容很豐富，但卻從不描述宗教集會，因此我們無從得知這些教團的規(guī)模。如果某種宗教所有存世文獻都是非漢語的，我們可以推測該教沒有太多漢人信徒。反之，若某種宗教的文獻有漢語翻譯，則表明該教在當?shù)赜行磐健?/p>

在發(fā)現(xiàn)敦煌吐魯番的文書之前，人們對于摩尼教的了解大多來自圣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書中講述了奧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做摩尼教徒的日子。* 后來在吐魯番發(fā)現(xiàn)了伊朗語（帕提亞語、中古波斯語和粟特語）和回鶻語摩尼教文獻，在敦煌發(fā)現(xiàn)了漢語摩尼教文獻，這使學者們得以直接了解這門世界性宗教的教義。藏經(jīng)洞中共有三件漢語摩尼教文獻*。

盡管這些摩尼教文獻中有些是用漢字寫的，但它們表明大多數(shù)摩尼教徒都講伊朗語。三件中最長的是一件贊美詩，其中用漢字音寫了20首粟特語的贊歌和禱詞。因為文書并未翻譯這些贊美詩，講漢語的人肯定無法看懂。講粟特語但又不能讀粟特文的人，比如敦煌粟特移民的孩子，則可以用這些發(fā)音指導跟著教團唱歌**。1其中一首題為《嘆明界文》的贊美詩，似乎直接譯自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一件帕提亞語文書。但漢語版把明界等同于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明界是一個“極樂世界”，那里“光明普遍皆清凈，常樂寂滅無動俎，彼受歡樂無煩惱，若言有苦無是處”。2 摩尼鼓勵他的追隨者使用所在地宗教的術語吸引更多人入教。這件文書漂亮地展示了這一變色龍戰(zhàn)略。它把摩尼稱做三圣之一，與佛陀和老子并列，這樣一來摩尼就占據(jù)了孔子的位置*。

另外一件摩尼教文書則更忠實地模仿了漢文文書，其開篇與《金剛經(jīng)》如出一轍。但此處是摩尼而不是佛陀在向其信徒說話：“善哉善哉，汝為利益無量眾生，能問如此甚深秘義，汝今即是一切世間盲迷眾生大善知識。我當為汝分別解說，令汝疑綱永斷無余?！?甚至文書的題目也讓人誤解：該文書被稱做《摩尼光佛教法儀略》**。這件文書與佛教文書是如此相似，甚至騙過了伯希和這樣的專家，沒有將其帶到巴黎去。這是今天敦煌文書北京收集品中最重要的藏品之一。粟特傳教士為回應7* 1年頒布的一條敕令而將這件文書翻譯了出來，他們希望能使中國皇帝本人皈依摩尼教***。

不同宗教的傳教者在翻譯過程中采取不同的策略。摩尼教自由地運用佛教術語，而東方教會的基督徒們則注重精準，即使最終的譯文讓人很難讀懂也要嚴格地照字面翻譯。2 “圣父、圣子、圣靈”該如何翻譯成中文？贊美詩“榮歸主頌”的譯者選擇了最忠于原文的譯法：“慈父、明子、凈風王”。這三個詞中只有“慈父”能讓中國皈依者看懂。與贊美詩寫在同一頁上的還有一份該教經(jīng)典的書單，題為《尊經(jīng)》。其中講到“皇父”、“皇子”、“證身”的“三身”“同歸一體”，即“三位一體”學說。這又是一條讓中國讀者摸不著頭腦的教理。1書單末尾的說明中提到了景凈（或亞當），即長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作者。這說明該文書與景教碑一樣，都寫于八世紀末，此時東方教會正活躍于中國。

藏經(jīng)洞文書的性質(zhì)在八世紀中期發(fā)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安史之亂以前，幾乎所有的藏經(jīng)洞文書都來自中國內(nèi)地且全是佛教文書。最晚的來自長安的文書年代為7* * 年。在這之后，所有文書都產(chǎn)自本地。2就在此時，在家的學生們開始抄寫種類繁多的各種材料。除佛經(jīng)外還包括契約、社邑文書以及文學作品。他們甚至在文書的空白處亂寫亂畫。* 一份年代為7* 2到7* * 年的市券副本中記載了一次交易，有人用21匹生絲買來了一名十三歲的非漢人男孩做奴隸。該市券嚴格遵守唐律的細則，列出了賣方、奴隸和五名保人的姓名和年齡，證明唐律在整個疆域內(nèi)都得到了貫徹。*

7* * 年，朝廷分兩筆撥給敦煌附近的一座戍堡一萬五千匹絲絹的軍費。* 一件關于俸祿的官文書使我們清楚地知道這種款項是如何下?lián)艿?。朝廷先把兩批絲絹存放在敦煌以東700公里的涼州（今甘肅武威），這里是整個地區(qū)的軍事指揮中心。再從那兒把絲絹運到敦煌的戍堡。法國學者童丕敏銳地指出，“兩個運輸隊每隊帶著超過七千匹絲絹，這與我們所熟知的民間商隊形象大相徑庭”。* 這些單筆達到七千匹的款項比吐魯番文書中最多幾百匹的交易額要高得多。這件文書顯示出朝廷下?lián)艿能婐A是多么重要。

唐朝有一套復雜的貨幣系統(tǒng)，織物（麻和絹）、糧食、錢幣三種通貨并行不悖。更麻煩的是，朝廷用統(tǒng)一的單位表示三種通貨。給敦煌戍堡的撥款包括六種不同類型的綢緞和生絲。因為各個地區(qū)都用本地出產(chǎn)的織物繳稅，唐朝官府便把這些織物都運到了敦煌戍堡。戍堡官員把稅絹先換成錢再換成糧食，有些用來供給戍卒，有些直接付給當?shù)厣倘?。這件記錄讓我們得以一瞥安史之亂以前的軍費支出，唐朝政府以織物的形式向敦煌經(jīng)濟直接注入了海量的現(xiàn)金。

如前幾章所述，朝廷于7* * 年失去了對西北的控制。唐朝皇帝為了平叛曾向吐蕃帝國求助。吐蕃的雅礱王朝可以說是中亞政局中的一股新生力量。在* 17年以前，海拔* 000到* 000米的青藏高原北部生活著在草原上牧馬的牧民，南部生活著在河谷里種植青稞的農(nóng)民。1這里沒有文字，人們結繩刻木以紀事。* 17年左右，從拉薩東南的雅礱河谷得名的雅礱王朝第一次統(tǒng)一了吐蕃。他們基于梵文字母創(chuàng)制了自己的文字系統(tǒng)，并同時采納了一些唐朝法律系統(tǒng)的元素。

吐蕃人是優(yōu)秀的騎手，漢人羨慕他們的軍事裝備。唐史記載：“其鎧胄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 7* * 年秋，吐蕃士兵曾在長安劫掠長達兩周。直到777年，每年秋天吐蕃騎兵都會襲擾唐朝，被削弱了的唐軍無法阻止他們。

八世紀六、七十年代，吐蕃人的力量達到頂峰，他們逐漸擴張并進入甘肅。7* 1年，敦煌以南的壽昌城陷落。7* * 年，唐朝政府沒能按約定向幫助平叛的吐蕃支付酬勞，吐蕃便奪取了敦煌所在的沙州。吐蕃人占領了河西走廊原唐朝治下的八個州*，將這一地區(qū)劃分為若干軍區(qū)由軍事將領統(tǒng)治，并很快建立起了一個雙軌的行政系統(tǒng)，分別由吐蕃軍事長官和最高民事長官領導。在敦煌，后者常常是漢人。每個軍區(qū)被進一步分為若干千戶，每個千戶由二十個五十戶構成。五十戶的頭領給每個家庭分配任務以完成勞役。1

一些吐蕃占領區(qū)的男性被征召入伍，其他人則在軍事屯田區(qū)勞作。除去負責保衛(wèi)之外，屯田地區(qū)的人還要種莊稼并以糧食繳納農(nóng)業(yè)稅，且必須把糧食稅運到收集點。有時要走幾天的路才能到達這些收集點。吐蕃人以服兵役為勞役，與唐朝不同，他們不向士兵支付布匹、糧食和錢幣。

從漢、藏契約中都可以看出吐蕃對敦煌的統(tǒng)治對于當?shù)亟?jīng)濟有著直接的影響。2 7* * 到790年，也就是在吐蕃占領敦煌幾年之后，一間倉庫的記錄中提到了錢幣，這是年代最晚的提到錢幣的漢語文書。* 一些7* * 年以前鑄造的錢幣可能在九、十世紀流通過，但在吐蕃統(tǒng)治時期，貨幣基本停止使用了。吐蕃時期，一般用糧食的容量單位或者布匹數(shù)來標示價格。* 有一件* 0* 年的契約很有代表性，其中記錄了一頭牛的價格是12石小麥（720~10* 0升）加兩石小米（120~1* 0升），違約金也以糧食表示，為* 石小麥（1* 0~270升）。* 除幾處提到dmar之外（藏語“銅”，可能指銅錢），契約中的交易幾乎都是以糧食進行的。* 人們有時借入布匹或者紙張，但總是用糧食還債。

以前的學者把7* * 到* * * 年的吐蕃統(tǒng)治時期看做敦煌歷史上一個沒有什么持久影響的短暫插曲。但對于當時的敦煌人來說，長達六十年之久的這一時期足夠他們吸納一些吐蕃人的習俗。在吐蕃統(tǒng)治的初期，絕大多數(shù)漢人按漢族習慣起名，有名有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敦煌漢人開始使用類似藏語的名字。吐蕃統(tǒng)治時期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中，有些人甚至放棄了漢姓而像吐蕃人一樣只用名。

有些吐蕃治下的漢人做了更大的改變。他們不再寫漢字而改用藏文。吐蕃征服之后，當?shù)貢袅⒖叹蛯W會了藏語，為官員起草文書，為藏人起草契約。* 1* 到* * 1年之間，吐蕃統(tǒng)治者開展了一項大規(guī)模寫經(jīng)活動，雇傭了一千多名書吏，其中許多是漢人。1 隨著寫經(jīng)的進行，這些書吏對藏文書寫越來越熟悉，并且意識到使用字母文字比記住幾千個漢字要容易得多。

統(tǒng)治者雇人大量抄寫佛經(jīng)以獲得功德，同時還出資開鑿新洞窟。六十六座吐蕃時期開鑿的石窟有一些突出的特點，其中大多繪有壇場，即宇宙的圖示，并包含其他一些密教元素。這一時期的壁畫特別強調(diào)吐蕃贊普等供養(yǎng)人。2

從吐蕃時期起，敦煌的畫師們開始繪制五臺山圖，并一直持續(xù)到十世紀曹氏歸義軍時期。* 1窟是敦煌最宏偉的洞窟之一，開鑿于9* 0年左右。* 窟壁西墻的上半部分高* .* 米，寬1* .* 米，繪有一幅巨大的五臺山圖。畫面頂部繪有諸天神，中間繪有九十座五臺山的建筑并注有名稱，底部繪有旅途中的朝圣者。整件畫作并非圣地的精確地圖，而是為了讓無法成行的人了解五臺山而繪制。該窟的供養(yǎng)人包括從9* * 年到97* 年統(tǒng)治敦煌的曹元忠及其眾位妻子，其中一位來自于闐。

雖然武裝沖突時有發(fā)生，敦煌的統(tǒng)治者在吐蕃時期維持了與唐吉印通 度的聯(lián)系。吐蕃、唐、印度派出的僧人和使臣在吐蕃和中原之間穿梭并常常在敦煌歇腳。沒有貨幣流通并不妨礙他們在綠洲之間趕路。和以前一樣，統(tǒng)治者為他們提供護衛(wèi)、交通工具和食物。

第9頁 :第六章 敦煌藏經(jīng)洞（* ）

* * * 年，一個漢人政權在敦煌重新建立了起來。老一輩學者認為藏經(jīng)洞中的藏語材料都寫于* * * 年以前。最近學者們開始意識到藏語作為國際共通語（lingua franca）在* * * 年之后還在繼續(xù)使用。1在吐蕃統(tǒng)治下，從吐蕃經(jīng)敦煌到五臺山的朝圣路線愈加繁忙。藏經(jīng)洞中有五封藏語介紹信的副本。這些信件屬于一名去吐蕃的漢僧，年代在* * * 年之后，那時漢人已經(jīng)把藏人趕出了敦煌。2信中解釋道，該僧要去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爛陀學習并奉迎佛骨。他從五臺山上路，沿途經(jīng)過許多城市一直到了敦煌，并在敦煌把這些信留下，可能因為他在吐蕃用不著這些信了。

另外一件藏語文書由一位印度僧侶口授、他的藏人弟子筆錄而成。筆錄者懂一些梵文，不過犯了很多拼寫錯誤。文書講，977年（或9* * 年），印度僧人提婆弗呾羅（Devaputra）從印度經(jīng)由吐蕃前往五臺山，返回途中路過敦煌，向弟子傳授佛法。文書中用藏語給出了很多專有名詞，后面寫著近似的梵語原文。* 吐蕃僧侶鼓勵學習梵語，可能因為他們自己的字母基于梵文字母，這使梵語變得比較易學。* 梵語在寺院中，特別是在學問深厚的高僧之間使用。玄奘去印度一路上便是用梵語與各地僧人交流。

* * 2年，支持吐蕃統(tǒng)治者的部落聯(lián)盟突然瓦解，雅礱王朝隨即崩潰，吐蕃對于敦煌的控制也隨即削弱了。* * * 年，漢人將軍張議潮起兵趕出了殘存的吐蕃人。1此時的唐朝國力衰退，遠不如安史之亂以前。中原很多地區(qū)藩鎮(zhèn)割據(jù)，節(jié)度使擁兵自立，稅賦鮮入中央。* * 1年，張議潮從唐廷得到了節(jié)度使的頭銜。他表面上向唐朝稱臣，但敦煌實際上是個獨立王國。在張氏家族的統(tǒng)治下，敦煌向長安派遣使者給唐朝皇帝進貢，和其他獨立的中亞統(tǒng)治者非常相似。

在* * * 年，張議潮并沒有取得完全的控制。按《張議潮變文》所述，他的軍隊于* * * 年和吐蕃人再次開戰(zhàn)。藏經(jīng)洞的所有文學類型中，散韻結合的變文最有特色。變文是由吟唱出來的詩句和背誦出來的散文組合而成，中文的這種文學類型僅見于敦煌，藏經(jīng)洞中保存有大概三十篇。（這一文學類型也見于龜茲語中。）2最寬泛地講，變文之“變”指不同事物之間的變化。說法僧演說這些故事是為了通過佛法幫助聽眾從生死輪回中解脫出來。變文都有一個標志性的套語：“且看某處，若為陳說?！? 說法者邊講故事邊指著畫中場景，讓聽眾可以對故事有個直觀的認識。

張議潮變文講述了* * * 年他的軍隊與吐蕃的幾場戰(zhàn)斗，先是渲染氣氛：

賊等不虞漢兵忽到，都無準備之心。我軍遂列烏云之陣，四面急攻。蕃賊獐狂，星分南北；漢軍得勢，押背便追。不過五十里之間，

然后說書人指著畫中軍隊的圖說：“煞戮橫尸遍野處?！?雖然這類畫無一保留下來，但是一幅* * 1年的壁畫描繪了歸義軍的出行。2

該窟建成于* * * 年，四年前由張議潮的從子張淮深開始修造。這是統(tǒng)治敦煌的張氏家族出資修建的第一座石窟。P27* 2《張淮深功德記》中講到：張淮深

更欲鐫龕一所，躊躇瞻眺，余所竟無，唯此一嶺，磋峨可劈。匪限耗廣，務取工成，情專穿石之殷，志切移山之重。于是稽天神于上，激地祗于下，龜筮告吉，揆日興工。鏨鑿才施，其山自坼，未經(jīng)數(shù)日，裂孔轉開；再禱焚香，飛沙時起，于初夜分，欻爾崩騰，驚駭一川，發(fā)聲雷震，豁開石壁，崖如削成。1

作者細致地描述了開鑿洞窟的步驟：工人們首先在巖石上鑿開一個縫，然后逐漸把石縫擴大到能容納壁畫和塑像的程度。開鑿洞窟需要很多勞力，但并不需要用到特別昂貴的材料。當?shù)禺嫀熅妥≡谀呖弑眳^(qū)，考古學家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很多作坊，有些還有整罐的顏料。2九世紀，大多數(shù)畫師都隸屬于當?shù)刈鞣?，十世紀中期，當?shù)卣ㄆ鹆擞僧嫀煿賳T掌管的畫院。*

與之前的吐蕃統(tǒng)治者一樣，張淮深及其繼任者出資興建了很多洞窟。開鑿洞窟的宗教儀式非常隆重。當統(tǒng)治者決定開鑿一座洞窟時，他和妻子要吃齋一月、燃燈焚香、請僧人念經(jīng)抄經(jīng)，目的都是要獲得功德。以上這些全部完成之后開鑿工作才能真正開始。*

有些敦煌洞窟中有張議潮及之后統(tǒng)治者的畫像：91* 年從張氏手中接過政權的曹議金于92* 年左右命人于9* 窟繪制了一套前任者的畫像。人們看到這些畫像會覺得當時的權力交接很平穩(wěn)，出資的曹家肯定也希望大家這樣認為，但事實卻正好相反。* * 7年張議潮去世，其從子張淮深即位并一直統(tǒng)治到* 90年。那一年，張議潮的一個兒子，也就是張淮深的堂弟殺了張淮深夫妻及其六個子女。新統(tǒng)治者張淮鼎在位不到一年即自然死亡，繼任者尚未成年，隨即被其監(jiān)護人索勛推翻。* 9* 年，前任統(tǒng)治者重新取得權力，并將其權力維持到910年。張氏家族掌權的最后歲月正好趕上唐朝滅亡，這一時期的政治局勢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唐朝皇帝先被囚禁，后于907年被推翻。1

曹議金是張氏最后一任統(tǒng)治者的女婿，于91* 年上臺。敦煌直到1002年都處于曹氏家族的統(tǒng)治之下。那之后的文獻便不再提到任何曹氏的名字，表明甘州（今甘肅張掖）回鶻已經(jīng)控制了敦煌。八世紀時，回鶻人本來有一個統(tǒng)一的汗國，但* * 0年黠戛斯人攻破回鶻汗國，回鶻人四散，有一部分西遷到了西州和甘州。西州回鶻的地盤包括北庭、高昌、焉耆和龜茲，甘州回鶻的地盤則要小一些。2102* 年甘州回鶻被西夏攻破，十一世紀三十年代敦煌陷落，與甘州一起歸入領有中國西北的西夏王朝。對于公元1000年之后的權力斗爭我們知之甚少，因為沒有任何敦煌文書或者其他出土文書詳細描述了這些事件。

* * * 年到1002年間與之前的吐蕃時期一樣，在文獻中出現(xiàn)得最多的旅行者是使者和僧侶。張氏、曹氏與其所有鄰國都保持了外交關系。他們向長安及其他臨近的統(tǒng)治者，特別是于闐和兩個回鶻汗國相互派遣使團互贈禮品。1盡管很多文獻記載了使團的往來，但卻很少詳細說明其所帶的禮物及得到的回禮。因此一個* 77年前往長安的使團所獲回禮清單就顯得格外重要。

* 77年，張議潮的從子張淮深統(tǒng)治敦煌已有十年，但唐朝皇帝尚未將其認定為合法的繼承人。張淮深因此派出一個使團向唐朝求取標志敦煌最高軍事長官的正式旌節(jié)以及他叔叔之前的官號。該團向唐皇帝呈上了一團玉（重量未注明）、一條牦牛尾、一副羚羊角（可能是入藥用）以及一封信。2

代表團于12月27日抵達、* 月11日離開，在長安逗留了將近四個月。唐人將該團人員分為三組（上級官員* 人，下級官員1* 人，隨從1* 人），給每組的回禮各不相同。比如官階最高的* 人得到布（未注明種類）1* 匹、銀碗1個、錦衣1套。下面的兩組人所得相應遞減。第二組的1* 人得到布10匹（而不是1* 匹）、銀杯（而不是碗）1個、衣1副，最下層的1* 人得到布* 匹、衣1副，沒有銀器。把這些與從其他政府機構所得禮物加在一起，共有布* * 1匹，銀碗* 個，銀杯1* 個，衣* 0副。此外，每人還得到* * 匹布作為路費，即所謂“駝馬費”，共12* 7匹，比全團得到的布匹的兩倍還多。使團成員把禮物集中之后列了一個清單，把所有禮物都裝入帶木制標簽的皮革袋子中，制好標簽，縫死袋子，抵達敦煌之后再打開。代表團沒有得到旌節(jié)，唐廷直到* * * 年才將其賜予曹氏。*

盡管唐朝皇帝沒有把使團想要的旌節(jié)賞賜給他們，但卻承擔了使團在京期間的一切費用，并賞賜了大量禮物給使團成員。在絲綢之路的整個歷史中，上至懸泉漢簡中的粟特使團，進貢使團的成員除了履行義務呈上正式禮物之外，還在私下參與貿(mào)易。我們不知道貿(mào)易使團各個成員從交易中獲利多少——他們并未記錄這種交易——但賞給一個人的絲絹就已經(jīng)是很重的禮了。

曹氏統(tǒng)治敦煌期間有很多使者來到敦煌。酒賬文書詳細記載了提供給他們的酒和食物。1 一件大概是9* * 年的酒賬記載了短短七個月中招待* 1位使節(jié)的用酒量，1位來自宋朝，1* 位來自吐蕃，11位來自于闐，1位來自西州回鶻，7位來自伊州回鶻，17位來自甘州回鶻。2其中大多數(shù)只停留幾天，但有一組使者滯留了20* 天。這對于接待方來說一定是不小的負擔，因為每天早上要供面，晚上得管飯，中午還發(fā)餅。

正如這些酒賬所示，敦煌官員這個時期接待的賓客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包括于闐王子、使者、僧人、工匠、書吏、畫匠，甚至還有一名“走來胡”，這個詞可能指某種游商。一件類似的記錄中出現(xiàn)了一位“波斯僧”和一位“婆羅門僧”，兩人似乎都是單獨旅行。* 由于這些詳細的記錄，我們可以得知以上旅行者的信息，但更多往來敦煌的人在歷史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難民、匪徒等其他人也活躍在路上。盜賊是文獻中記錄最少的一類人。玄奘曾經(jīng)連衣服都被洗劫一空。旅行者頻繁提到遭遇匪徒的風險，也經(jīng)常結隊出行以免被搶。

官方使團的成員確信自己能從參加進貢團中得到好處，他們甚至借錢租駱駝以成行。藏經(jīng)洞中有五件這樣的借貸契約。* 契約中設想了很多債務人不能歸還駱駝的原因：牲口可能在路上生病、死去、走失、被竊，或者被使者本人偷走。1所有契約都遵循同樣的格式。先說明租駱駝的人要參加進貢使團，再寫出租賃人返回時需要支付多少絹償還駱駝租金*，最后是違約條款，寫明若租賃人不回來需要支付多少罰金**。唐朝時使用的標準絹已經(jīng)不復存在，這些契約中都指明了絹的尺寸，又一次證明九到十世紀敦煌經(jīng)濟的運作方式與7* * 年之前的盛唐時代不同。絲路經(jīng)濟向自給自足型轉向之后，不僅沒有錢幣流通，連標準尺寸的絲絹都停用了。

雖然使者和僧人常去敦煌以外的地區(qū)，但更多的人不得不留在當?shù)?。很多敦煌人結成互助性質(zhì)的團體——社邑。從他們簽署的章程中能看出其關心所在。一個社邑通常由1* 到20人結成以共享資源。有些社邑是社交性質(zhì)的，每月聚會一次，其章程要求每名成員聚會時要帶些糧食或酒。其他社邑則在突發(fā)事件發(fā)生時互相幫助。如果某成員要參加親戚的紅白喜事需要用錢，便可以支用當月的社邑收入。因為要分攤費用，結成社邑的人收入大致相同。1敦煌富人結成的社邑能開鑿新石窟。2

寺院是當?shù)厣鐣凶罡挥械臋C構。那里的糧食多到可以向窮人放貸。很多有關這種糧食的借貸合同都保存了下來。當?shù)厝讼蛩略航杓Z食，這樣春天時才能有足夠的種子。他們的生計完全依賴于這些借來的糧食。窮人的生活異常困苦，常常不得不把子女送人或賣掉。*

第10頁 :第六章 敦煌藏經(jīng)洞（* ）

寺院會追蹤這些借貸而且對其全部財產(chǎn)一直保有詳細的清單。* 這些財產(chǎn)清單記載了當?shù)刈罡辉C構擁有的財物。因為富人經(jīng)常向寺廟捐功德，與歐洲的宗教機構一樣，佛教寺廟中也有很多值錢的東西。然而因為考古學家還未發(fā)現(xiàn)任何寺院的窖藏，我們只能依賴書面清單（施入疏和什物歷）來了解寺院財物。很多物品前都帶一個“番”字，意思是“外國貨”。一些學者認為這些東西一定是制作于外國的。但其實并不一定。炸薯條（French fries）并不一定要在法國制作，只不過其靈感來自法國。* 同樣地，對于寺院財產(chǎn)清單中列舉的物品，若無實物在手，無法判斷該物是真的來自外國還是僅僅帶有外國風格。

財產(chǎn)清單中的物品可分為四大類：織物、金屬器、香料、寶石。有些織物明顯產(chǎn)自本地（比如于闐花氈），有些比如“胡錦”或者“末祿*緤”則似乎來自外國。這些織物可能并不是產(chǎn)自外國，而只是外國絲綢的仿制品。* 7件金屬器的情況也一樣?！般y香爐并銀師子”可能來自伊朗世界，但一件“胡鎖”則太笨重也太日常，不太可能經(jīng)陸路長途運輸至此。這些鎖可能出自本地金屬匠之手?！昂邸鳖l繁出現(xiàn)于香料清單上。這是一種白色鉛底的化妝粉，也曾出現(xiàn)于粟特古信札中。敦煌文獻中的“胡”常常表示“伊朗的”或“伊朗風格的”，但此處的意思是“膏”，因為必須把胡粉和水混合之后才能涂到皮膚上。1

寺院財物中只有寶石一類肯定來自外國。青金石來自阿富汗東北的巴達赫尚地區(qū)，瑪瑙來自印度，琥珀來自歐洲東北，珊瑚來自海洋（很可能經(jīng)吐蕃傳來），珍珠大多來自錫蘭。唐代傳奇中的外國商人幾乎總是經(jīng)營寶石。寶石很輕便，適于長途貿(mào)易。敦煌的其他材料也印證了我們的印象，即當?shù)亟?jīng)濟中流通的商品大多是本地制造的。這些商品包括各種絲綢、棉花、皮毛、茶、瓷器、藥品、香料、和田玉，以及運貨的牲口。

是誰把這些物品帶到敦煌來的？很多往來的使節(jié)也在順帶做貿(mào)易，他們最有可能是商品流通的媒介。周邊城邦的使節(jié)常常來到敦煌并呈上禮物，比如吐魯番織的棉布或者和田玉，這些都是他們在路上買的。2敦煌文獻詳細記載了使團的活動，但其中絕少提到商人。有趣的是，提到商人的敦煌文獻都是非漢語的，包括粟特語、回鶻語，以及二者的混合語，即所謂“突厥—粟特語”。這些材料揭示了商隊的往來活動。

粟特語在公元1000年左右逐漸消亡。粟特語不再被用做書面語，很多（并非全部）講粟特語的人改講突厥語。從一組敦煌文獻中恰好可以看到這一語言轉換的發(fā)生。這組文獻使用的語言被稱做突厥—粟特語，即受到回鶻語強烈影響的粟特語。這種粟特語中不僅有回鶻語借詞，更重要的是其中還包含早期粟特語中不存在的回鶻式句子結構。1這組文獻包括一件底層商人撰寫的報告。該商人在報告中向其雇主匯報了他從生產(chǎn)者處得到的商品。此人可能屬于基督教東方教會。他一個村一個村地走，從織戶家中收集布匹。他記錄了這次所走的路程：100公里到常樂縣。此地位于敦煌東北100公里、瓜州以西* 0公里處。這件報告與敦煌漢文藏文文獻一樣，都反映出當?shù)刎泿哦倘薄?/p>

有一封信開篇給出了寫信人所攜帶布匹的總額：100塊“白”及19塊“紅”raghzi布。這是一種用來做冬衣的布。2（raghzi是個粟特語詞，指羊毛或者其他某種毛皮做的布。）染成紅色的比未染色的要值錢。一般三塊未染色的可以換兩塊染過色的，四塊染過色的布可以換一只羊。下一次交易時，此人攜帶了* 塊染過色的和21塊未染色的。每次交易都有詳細記錄，所有交易額都比較小。這是典型的小販貿(mào)易：在較小的一片地區(qū)，倒賣當?shù)厣a(chǎn)的商品，基本上都是用一種物品換另外一種。

這封信的年代為九世紀末，其作者粟特語和回鶻語都很流利，可以輕松地用兩種語言書寫。在十一世紀中期的詞典編纂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筆下，今哈薩克斯坦七河地區(qū)的粟特人同時操粟特語和回鶻語，但在那之后不到兩百年，粟特語就消亡了。*

另外一組回鶻語的文獻很好地補充了突厥—粟特語文獻中反映的小販貿(mào)易。回鶻語是回鶻汗國的語言。藏經(jīng)洞中的回鶻語文獻很少，大概只有* 0件上下。* 其中包括宗教文獻、商品清單、信件、法律判決等，其中提到了各種當?shù)厣a(chǎn)的物品：織物（包括絲綢、羊毛和棉布）、奴隸、羊、染料、駱駝、漆器杯子、梳子、砂鍋、小鋼刀、鎬頭、手絹、刺繡、乳清、干果。銀碗、銀箭袋等物品可能產(chǎn)自外國。麝香、珍珠則肯定來自外國。（有一封信提到了117顆珍珠，這是價值最高的物品。）1這些材料中描述的世界東至肅州（今甘肅酒泉）、北至新疆哈密和鄂爾渾河上游的郁督軍山、西至近吐蕃境的米蘭、西南至和田?；佞X材料中展現(xiàn)的商業(yè)世界與突厥—粟特語材料中的完全一致：當?shù)氐男∝溤谝粋€劃定的地區(qū)內(nèi)游走，以當?shù)厣a(chǎn)的商品交換另外一種。

有些學者把這些突厥—粟特語和回鶻語的文書看做絲路貿(mào)易繁榮的證據(jù)。2僅僅是對貿(mào)易的提及就讓他們確信自己的期待。盡管文獻中僅提到小規(guī)模貿(mào)易，且貨物絕大多數(shù)都是本地生產(chǎn)的，那些先入為主的人依然將其看做是大規(guī)模絲路貿(mào)易的足夠證據(jù)。但本書考察的所有文獻——只有某些列出了撥給西北官兵大量軍餉的官文書是例外——都指向小規(guī)模的本地貿(mào)易，而不是繁榮的長途貿(mào)易。

1907年* 月2* 日，當斯坦因第一次到達敦煌時，他遇到了一位來自喀布爾名叫謝爾?阿里?汗（Sher Ali Khan）的商人。他的商隊有四十頭駱駝，從阿富汗取道和田來到甘肅，返程也走南道。他做生意的方式很簡單，在克什米爾和葉爾羌買英國布賣給中國人，在回喀布爾的路上賣中國絲綢和茶葉。謝爾?阿里?汗提出要幫斯坦因往喀什捎信?？偸菢芬飧笥淹ㄐ诺乃固挂蛄⒖涕_始寫信，直到凌晨三點才寫完。然后斯坦因出發(fā)去探訪敦煌峰燧，并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粟特古信札。有一天晚上，斯坦因回帳篷的時候吃了一驚，因為他瞥見了謝爾?阿里?汗的商隊，他們“11天里才走了不到1* 0公里”。原來商隊向?qū)]有經(jīng)驗，在沙漠里迷了路。兩匹價值不菲的小馬走失又進一步延緩了商隊的行程。斯坦因跟謝爾?阿里?汗第二次告別，不過讓他驚喜的是自己的信件最終還是到達了英國。斯坦因的朋友們在九月底收到了信，距寫信時已經(jīng)過了差不多六個月。*

二十世紀早期的謝爾?阿里?汗商隊攜帶的絕大多數(shù)是本地生產(chǎn)的商品，只有剛剛在克什米爾和葉爾羌上市的英國布匹是例外。他的商隊路線很長，不過斯坦因和赫定遇到的大多數(shù)商人做的都是短線貿(mào)易。敦煌文獻顯示，一千年前的商隊基本也是這樣。

九、十世紀的敦煌經(jīng)濟中，本地制造的商品小量流通，長途旅行很有限，外國商品很稀少。貿(mào)易對于當?shù)厝说挠绊懳⒑跗湮?，他們繼續(xù)在自給自足經(jīng)濟中生活。國家派遣的使團在貨物流通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使者，包括僧人，肯定往來于路上。這一絲路貿(mào)易的圖景與其他遺址出土的材料所顯示的相互吻合。我們并不需要試圖解釋為什么敦煌文獻中沒有提到與羅馬或其他遙遠地點的長途貿(mào)易，而應該認識到，敦煌文獻中呈現(xiàn)出的絲路貿(mào)易圖景詳細而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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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寫作中筆者得到了很多同事的幫助，特別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梅維恒教授和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本章利用了兩篇宣讀過但從未發(fā)表的論文：第一篇是與瓦萊里婭?埃斯科瑞亞薩-洛佩茲（Valéria Escauriaza-Lopez）合作的《藏經(jīng)洞：考古方法的個案研究》（“The Negotiations for Cave 17：A Case Study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宣讀于2007年12月1* —1* 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羅蘭大學遠東系舉辦的“敦煌：過去、現(xiàn)在、未來——斯坦因探險10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筆者于2007年* 月17—19日在倫敦大英圖書館和英國國家學術院舉辦的“敦煌百年1907—2007”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了第二篇論文，題為《絲綢之路歷史中的敦煌》（“Locating Dunhuang in a Broader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譯后記

說起來，本書的翻譯起源于一封豆郵。原著剛一出版，韓森教授就寄了一本給我。我第一時間讀完之后在豆瓣上曬了一下，緊接著就收到編輯張鵬的豆郵邀我翻譯此書。我當時沒想太多就應了下來，沒成想這翻譯工作比我想象的要艱難很多。

除了要克服自己的拖延癥（這個最難?。┮约鞍阎形恼f順溜之外，還有兩處特別的難點。第一點是將原著中譯為英語的漢語文獻復原，這是翻譯任何涉及中國古代的外文著作都繞不過的。查閱原文復原出來自然不在話下，不過還原之后會失掉原作者翻譯時對漢語原文的解讀，需要讀者自己解讀古文。第二個難點是地名的翻譯。同一個英文地名常常依時代不同對應好幾個不同的中文名字，比如高昌－西州－吐魯番或者龜茲－庫車。在翻譯過程中，我盡量依據(jù)時代選取譯名，但有時并不能完全做到，比如一般不把撒馬爾罕稱做康國。對我來說，更最重要的是讓讀者知道文中討論的地方在哪，而不是向讀者炫耀我自己知道一個地方有多少個不同時代的譯名。因此，我們還制作了一個簡要的絲綢之路主要地名中英古今對照表，供讀者參考。

本書的最大特色是涵蓋范圍廣，時間空間跨度都非常大，光是參考文獻中就有中英法德日俄六種語言之多，涉及的死語言就更多了。要掌握這么大的跨度難度極大，作者不免有些疏漏。如讀者所見，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nèi)對原著做了一些補充說明。由于專業(yè)的關系，我對非漢語文書的情況比較熟悉，反而對于中國古代的典章制度所知不多，因此在這方面更可能出錯，請讀者朋友們批評指數(shù)。

本書插圖和彩圖選擇精當，要么是新發(fā)現(xiàn)或是稀見的圖片，要么是常見但高畫質(zhì)的圖片。此外，本書地圖制作精良，特別是其中帶有地形要素，對于把握整個絲綢之路的地理非常有幫助。以上兩點值得讀者朋友們關注。

在翻譯過程中，陳麗娜、錢艾琳、嚴子晗三位朋友通讀了部分譯稿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謹致謝忱。

最后，我要感謝本書編輯張鵬，沒有他的眼光、耐心和細心就沒有大家面前的這本書。

張湛

201* 年2月2* 日

出版后記

提起絲綢之路，很多人的腦海中都會浮現(xiàn)出一幅差不多的畫面：頭裹紗巾、牽著幾頭駱駝的三五行商，在黃沙漫天的荒漠中艱難前行。這幅畫面是屬于哪個時代的？這些行商是哪國人？他們穿的是什么樣的衣服？駱駝馱的是什么貨物？行商們是以什么頻率在這條“道路”上穿行？

這些問題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這幅看似生動的畫面既缺乏歷史坐標，也缺乏明確的地標，實際上相當抽象。我們再想一想我們關于絲綢之路的歷史印象。書本里基本是在張騫通西域的章節(jié)開始提到絲綢之路，但是史書里記載張騫在大夏的市場上看到了邛竹杖和蜀布，這說明在所謂的“絲綢之路”上早就有著商貿(mào)往來，從何時開始已茫不可考。接下去魏晉南北朝階段，絲綢之路上又是什么景象？盛唐兩宋呢？元明清呢？

這些問題似乎更難回答。這不禁要讓我們對自己發(fā)問：我們真的了解“絲綢之路”嗎？

讀者眼前這本書，就試圖為大家呈現(xiàn)真實而生動的絲綢之路。作者利用了近百年，尤其是近半個世紀的新考古資料，為讀者重塑了絲路遺址上七個綠洲的風貌，并且廓除了諸多長久以來我們對絲路過于浪漫的遐想，以現(xiàn)實主義的筆觸，描繪出了絲路歷史本身所蘊含的美。

讀者們可能首先會驚訝于，我們所引以為豪的“絲綢之路”一詞，遲至1* 77年才由一名德國人發(fā)明出來，生活在商路上的人們卻并不使用這個詞。其次，絲綢也許并不是商路上的大宗商品。老普林尼痛心疾首地聲稱敗壞了羅馬純樸道德的絲綢很有可能并非產(chǎn)自中國，絕大多數(shù)歐洲發(fā)現(xiàn)的漂亮絲綢實際上都織造于拜占庭帝國。再讀下去，作者通過小心翼翼地解讀絲路出土的材料向我們揭示：絲路貿(mào)易常常限于當?shù)厍乙?guī)模不大，沒有大量證據(jù)支持絲路上曾出現(xiàn)繁榮的大規(guī)模交易，官府才是絲路貿(mào)易中的主要角色！作者甚至斷言：若僅以通行貨物的重量或者往來人數(shù)來考察，絲綢之路是人類歷史上交通流量較少的道路之一。然而又是什么賦予了絲綢之路無窮的魅力呢？那是因為這條路網(wǎng)是全球最著名的東西方宗教、藝術、語言和新技術交流的大動脈，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在絲路研究的學術史上，歐洲和日本的學者大體研究粟特語、吐火羅語、健陀羅語、于闐語等死語言的材料，中國學者則以漢語材料為主，我們感謝作者廣泛綜合全球絲路研究的成果，為我們呈現(xiàn)絲路真實歷史場景所付出的努力。了解這段歷史，對于我們今天展開“一帶一路”戰(zhàn)略構想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們回顧書中給出的歐亞大陸主要交通線，我們會發(fā)現(xiàn)作者在書中處理的主要是這些交通線的東段，而在撒馬爾罕以西尚有寬廣的空間，相信那里一定會有與本書中一樣有趣而迷人的故事，有待我們了解。

后浪出版公司

201* 年* 月